历史上真实的成吉思汗：野蛮暴力血腥屠杀，全世界最残酷的奴隶主

　（一）、蒙古帝国的兴起过程

　　在中国唐宋时期社会经济日新月异地高速发展的同时，北方的蒙古高原也在发生着巨大变化。早在唐代，北方草原被讲突厥语的个民族控制，突厥四处掠夺，不断结仇，在经过唐朝的武力打击后，被其征服的高车民族(也是突厥语民族)中回纥部落奋起赶走了突厥在蒙古高原的统治，成为草原的霸主。不久讲突厥语的黄种人部落吉尔吉斯和回纥结仇，用重兵击败了回纥政权。回纥在契丹的帮助下，流窜到中国西域地区，征服了那里印欧语系的文明政权，从而和当地人一起，融和成一个新的回纥族，就是现在被称为维吾尔的民族族。而吉尔吉斯把回纥从蒙古高原赶走以后，自己并没有占领那里。于是大量出自东胡系统的蒙古语民族，先后迁移到权力真空的蒙古高原。使得成为从此成为主要以蒙古语部落游牧和争斗的地方。

　　回纥所征服的西域民族，也具有发达文明。回纥征服者被当地丰富的物质财富吸引，接受了当地的文明管理方式。不再以游牧和掠夺为生存手段。契丹政权曾邀请回纥一起争霸草原，也不能打动他们。这本来应该是值得庆幸的事情。但是由于这个新文明的统治者的背景，使得其首领和草原各种以掠夺为生的政权保持著千丝万缕的联系。从某种角度来看，他们扮演了一个强盗在文明地区作内应的角色。从此以后，草原游牧民族不仅仅可以从汉民族掌握新的武器技术，而且可以从西域掌握汉民族没有的武器技术，消弱了汉民族对强盗民族的武器优势。为中国后来空前绝后的灾难，埋下了不幸的伏笔。

　　由于草原武器越来越先进，其各个部落的相互残杀也更加激烈，其贵族本性也俞发残暴。这在有关成吉思汗（铁木真）祖先事迹的记载中有充分的描述。持续不断地暴力冲突，使得游牧民族不能引进先进的生产技术。仍然用古老的游牧手段生存，常常没有温饱，为了争夺食物，父子、兄弟自相残杀。老老幼病残遭到遗弃成为家常便饭。据蒙古秘史记载，成吉思汗（铁木真）的直系祖先多本-磨根(Dobun Mergen)曾在森林里要了别人一块肉，回家途中，见到一个另外部落的人快要饿死，提出把他的亲生儿子卖给多本-磨根，来换这块肉。多本-磨根于是给了他肉，把少年领回家做奴隶。可见当时游牧民族常常饥寒交迫，为了一口饭把儿子卖掉。(多本-磨根死后，此少年奴隶和他的妻子又生了三个孩子，其中之一就是铁木真的直系祖先)。

　　多本-磨根的妻子共有五个孩子。她们妈妈死时，最小的孩子伯东查(Bodoncha,是成吉思汗的直系祖先)年幼，其它四个哥哥立刻分了她留下的牲畜和食物。不留给年幼的伯东查任何东西。柏东查饥寒交迫，被一群善良的牧民救起，给他食物，过几年后，伯东查遇见了他的哥哥，教唆他们把这群牧民抓过来作为奴隶，从此生活状况好转。蒙古贵族后代非常欣赏恩将仇报的行为。这些“光荣”事迹是用来给蒙古贵族作教材，教他们后代如何反客为主用，才传颂给后代的。草原也许不乏善良的牧民，但是那些奴隶主贵族的道德标准和行为方式，和文明社会无恶不做的土匪强盗并无分别。

　　在当时的草原社会，可以分为贵族、平民和奴隶三种人。平民的蒙古语就是黑头发，很可能是华夏迁移过去的黄种人。他们从事游牧和手段低下的生产。贵族实际上就是草原的暴力掠夺和压迫者。有迹象表面，起初这些贵族可能是身高马大、身体强壮金发碧眼的白种人(成吉思汗的部落名字就是蓝眼睛，其东胡演变成室韦以后，最大的部落称为黄头女真)，他们几乎不从事任何生产。生存主要依靠暴力掠夺他人财富，绑架劫掠他人成为为自己生产。被他们绑架劫掠而来的人就是奴隶。虽然不是每个草原的居民都是邪恶和残暴，但是草原是被这些用暴力屠杀掠夺和奴役他人的集团控制的。随著时间的推移，几乎所有的平民牧民都被绑架而成为奴隶。而贵族之间为了争夺奴隶、牧场驱赶奴隶相互残杀。因此，草原上的游牧民族不具备文明社会的尊严意识，除了屠杀与被屠杀、奴役和被奴役以外，不知道人类还有其它的生活和和平相处的方式。

　　由于草原社会持续不断的自相残杀，人口的成活率很低。而每个部落人口的多少，是部落能否在残酷环境下生存的关键。游牧民族经常把掠夺文明地区掠夺来的妇女和儿童，作为他们人口来源，补偿在战争中的死亡。无论是在中国、波斯、阿拉伯和欧洲，都不乏游牧民族杀掉超过车轮高的男子，绑架女子和不记事的儿童的记载。长期以来，这种屠杀和掠夺使得草原原来的白种贵族渐渐消失，白种人奴隶主逐渐被黄种人奴隶主所代替。

　　蒙古高原地区是世界上产马最多的地区，这些马被游牧民族用来相互残杀。大量的马匹践踏草原，破坏了生存环境，使得每一块有草地的地方，成为不同部落之间的必争之地。据《元史-本纪》记载，成吉思汗（铁木真）的直系远祖母莫拿伦有七个儿子，有一天，有一群小孩在她的领地上挖草根充饥。莫拿伦害怕自己的草场被破坏，就命令用车撞死撞伤这些小孩，结果与小孩所属部落发生战斗，寡不敌众，莫拿伦和在家的六个儿子以及部落全部被杀。只有一些残弱妇女和小婴儿海都侥幸逃脱(海都后来成为蒙古部落第一个汗)。在弱肉强食的社会，人们心里已经没有任何善良和同情，为了争夺一点草根就可以屠杀儿童。

　　游牧民族这种为争夺食物斗争的行为代代相传，到了成吉思汗（铁木真）这代也不例外。成吉思汗（铁木真）的三世祖先拿不勒已经称汗，地位非常高，部众很多，可亲属照样食物不充足。在铁木真10岁时，父亲被仇人杀死，失去了家里强壮的男人，部落因此不再给她妈妈肉吃，引起了她妈妈和俺巴孩的两个老婆的争吵。结果，他们部落抛弃成吉思汗的妈妈和她6个年幼的孩子，有一个老人劝说他们不要这样，因此被人用长矛戳死。这是在当时野蛮残忍草原社会常见的现象。

　　成吉思汗（铁木真）一家老弱被抛弃后，更是饥寒交迫。成吉思汗（铁木真）自己为了抢一条鱼，把自己的亲兄弟杀死。成吉思汗（铁木真）一家是草原上的贵族，地位非常高，贵族都是如此，更何况普通百姓。这种生存手段低下的环境，培养了蒙古贵族野蛮残忍成为风俗和本性。

　　成吉思汗（铁木真）的母亲和一个部落男子成亲，路过成吉思汗的父亲也速该的地方，被也速该发现后，立刻找他的两个兄弟去杀那个男子，准备绑架和强奸新娘。男子见势不妙，乘马逃去，也速该三兄弟追了7个山岗，追不上才罢休，回来把哭哭啼啼的妇女抓到帐篷里强奸，后来生了成吉思汗（铁木真）。在任何一个社会，都是杀人强奸的犯罪行为，被社会主流鄙视。但在游牧民族社会，非常普遍，是生活方式的一种。这种风俗，被今天中国的某些学者美化成“抢婚”一词。后来成吉思汗自己的老婆也被抢婚。这种相互凶杀不止，比我们现代社会的犯罪团伙，有过之而不不及。也超过了古代社会游牧民族的残暴程度。

　　当时游牧民族残害亲骨肉兄弟的事件，不仅在成吉思汗部落如此，其它的游牧民族部落也很常见。《元史》记载，蒙古地区最大部落之一克烈部部长忽儿札胡思杯禄死去后，汪罕(ong khan，又叫脱里)为了争夺王位，立刻杀死了他弟弟昆弟。汪罕的叔叔又立刻组织了一批人杀他，造成汪罕和成吉思汗家族联盟，(这是成吉思汗从一贫如洗到发迹的最重要支柱)。

　　除了牲畜、武器，游牧民族很少有其它财产。成吉思汗本人在娶老婆时对方陪嫁了一个貂皮。被视为及其珍贵之物。他自己舍不得用，把他用来巴结当时蒙古地区势力最大的首领之一汪汗(ong khan，又叫脱里)。王汗也把他当作价值连城的礼物。为此，答应带本部兵马，帮助成吉思汗打仗杀人。可见当时游牧民族的贫困程度。

　　从上述现像我们可以看到，在这样一个社会成长的成吉思汗等蒙古贵族，把动物世界的弱肉强食作为生活的准则。在他们眼里，其他的同胞都不是人，而是相互的猎物。杀一个人比杀一头羊要容易的多。当对手强大时，如果不能杀掉对手，就用最谦卑顺服态度巴结，骗取对方的信任，然后找机会在干掉他们。在他们眼里恩将仇报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他们用来教育后代的各种事迹，无一不是欺骗和暴力屠杀的组合。这实际上就是成吉思汉（铁木真）白手起家，从一个白丁开始巴结权贵，到借用汉族物质资源称王称霸，最后侵入文明地区，成为屠杀奴役世界各国人民的屠夫的诀窍。这也可以解释蒙古帝国后来为什么给世界各国造成了空前绝后、惨无人寰的巨大灾难。

　　在蒙古崛起以前，中国北方地区被野蛮的女真金国征服。金国女真人接受了部分华夏文明的管理方法，北方渐渐从女真的破坏劫掠中恢复过来。而北方个突厥蒙古语的民族纷纷南下抢劫。为了防止野蛮人的侵袭，金朝政权继承了华夏以夷治夷的方针。以提供丰富的物质资源为代价，扶持一个部落，打击另外一个部落。当被扶持的部落强大以后，就欺压其它草原部落，还用华夏物质资源掠夺中原。女真就会把物质支持转移到被欺压的部落。这种游戏从辽代就开始，金朝延续使用。翘翘板的两端是草原上因为利益连接起来的各种形形色色的部落联盟，包括相互有血海深仇的突厥语克烈和鞑靼。

　　铁木真（成吉思汗）本是贵族后代，年幼丧父，在弱肉强食的社会中失去了父亲的奴隶和多数，只剩下九匹马和几个身强力壮的弟弟做帮手。艰苦的生活使他学会见风使舵的手段。他利用自己父亲和克烈头领王汗的友谊，拜王汗为养父。在自己的老婆和后母被蔑尔乞部落绑架强奸以后，又通告王汗的关系，找到一个势力强大的草原贵族扎木合作为靠山，拜为兄弟(安达)，联合偷袭了蔑尔乞，把老婆抢了回来。铁木真成为扎木合的部下。

　　铁木真两年以后第一次玩乐恩将仇报的游戏，从扎木和处纠集一些部下劫走奴隶，背叛了扎不合，建立自己的势力，在王汗的鼓励下称汗，并因争夺马匹杀死了扎木合的弟弟。扎木合因此组织了大军征讨，尽管大多数历史记载已经被篡改，但是我们仍然可以知道，铁木真惨败而逃，投奔到自己的养父王汗手下当一个打手，默默无闻地干了二十多年。他和亲属一起把父亲的一些旧有的奴隶，加入到王汗的部落阵营中，增强了王汗在草原相互残杀中的实力，并帮助突厥语族的王汗杀剿蒙古语族的各部落。取得了王汗的信任。在服侍王汗期间，铁木真一方面成为王汗的得力助手，一方面小心翼翼利用王汗的权势，暗中培养自己的私人势力。

　　此时被金国扶持强大的鞑鞑部落，去金国境内的汉族地区掠夺财富，金国决定改变支持的对象，派完颜丞相找到克烈部落头领王汗，封他为王(王汗名字从此而来)。同时册封铁木真为金朝节度使，并准备册封他为招讨使。这以后过程的记载虽然被蒙元史官删去，但是我们可以从古代惯例知道，中原政权为了国防，在这种情况下向成吉思汗（铁木真）提供了大量的物质援助，这成为成吉思汗（铁木真）发家的资本。同时，铁木真（成吉思汗）结识了一些金朝的官员为内应。从他们那里知道，女真政权腐败堕落，他们可以利用这个机会，从中原获得物质和武器的支持，为称霸中国做准备。虽然具体记录被蒙元政权删去，这些事情却仍然可以在《元史》中通常未被注意的地方可以看出痕迹。

　　在金国政权利用中原占绝对优势的武器和物质优势，击败了鞑靼部落以后，王汗和铁木真开始落井下石，从背后袭击鞑靼残余。彻底地消灭了鞑靼部落。蒙古部按照惯例对鞑靼民族实行了种族灭绝，把所有超过车轮高的男子杀掉。女子则被分配给众人成为性奴隶。此时，成吉思汗巧妙地利用王汗的势力，杀害了自己的堂兄弟。清除了和自己争夺对奴隶控制权的竞争对手。又借助王汗的势力消灭了自己的世仇蔑尔乞部落。

　　此时，王汗老迈。继承权力成为问题，铁木真试图以干儿子的身份抢夺王汗权力，和王汗之子发生冲突。王汗站在他亲子一边。造成了双方分裂。铁木真率领蒙古语族的部下出走。被王汗和其子追杀。损兵折将后，狼狈逃走。没有粮食，被迫杀马充饥，饮脏水解渴。完全失去了草原称霸的实力。

　　在此期间，尽管文字记载被蒙元删除，但我们可以从别处知道，铁木真仍然是金朝的属臣。不断去金朝进贡，见过金朝的永济王。在古代这类所谓的进贡，都会有大量的物质回报。包括纺织品、粮食和武器，成为铁木真招兵买马的资本。我们也知道，历史上游牧民族骗取中原过多物质资源的方法，就是鼓励其它的游牧民族进攻中原，使得中原感到危机。所以铁木真被王汗击败逃走一年以后，忽然有众多的兵源财产，我们可以推测，他暗中联系金朝政府获得物质资源，是最主要的实力来源。很可能，他自己也去过中原，晋见金政府官员，商讨如何对付他以前的干爹王汗。

　　在此时，王汗在草原称霸，不可一世。他和金国政府反目成仇，率领重兵进攻金朝边界。被当时还很强大的金朝打击，惨败而归。此时，成吉思汗在背后突袭克烈，害死了王汗和他的儿子。掌握了王汗的全部人马，成为草原最大的军阀。

　　紧接著，铁木真（成吉思汗）利用金朝提供的资源，消灭了乃蛮和扎木合的势力。得到了回纥的归顺，并突袭和灭亡了喀喇契丹。铁木真拆散被征服的部落，分给自己的亲信做奴隶，并自称成吉思合汗，建立了一个统一而可怕的蒙古帝国。这种游牧民族联合的巨大规模空前绝后。

　　成吉思汗对蒙古的统一，改变了草原社会的性质。游牧民族在古代战争中素来灵活机动，相对其他民族有天然的战术优势。他们在野战中的实力和其他民族是不对等的。游牧民族素有大量的马匹，移动和集结都比对手迅速，而且侦察地形和对方虚实都强于对手。可以找到对方兵力单薄之处，就可以以多击少。对手强大(往往是步兵集结数量多)，他们可以依靠马匹逃出对手的打击范围，把伤亡减低到最低程度。而他们补给依靠掠夺其他民族，即使无处可抢，也可以用马奶充饥。不像文明地区的军队需要后勤供给，本地被抢劫后补给困难更是加大了实力差距。游牧民族在对方实力比自己强大时，也是假装失败逃走，诱敌深入，把对手引到远处。在切断其后勤补给线。让对手在饥恶中丧失战斗力。而且游牧民族在不断集体围猎训练中弓马娴熟，配合默契，弓箭射程常远于未经充分训练的对手，可以在两军万箭齐发的对射中，伤敌多于伤己。

　　但是在蒙古帝国以前，游牧民族联合掠夺的传统方式都是相对松散的部落联盟中。首领对部落没有任免权力。部落首领部下都是自己的子弟。如果某个部落在战争中为了联合掠夺文明地区损失太多自己的人，在以后草原自相残杀中必吃大亏，甚至面临灭绝。因此常有因部落首领爱惜部下生命而不听从统一号令发生。这无疑减低了游牧民族的天然的军事优势。成吉思汗征服个部落以后，不仅在联合的规模上史无前例，而他立刻把其他部落人员拆散，按照十、百、千、万等单位从新组装起来，分给手下亲信，变成了他私人的军队(怯薛)。而且对不能够完成任务的手下格杀勿论。将领也不再珍惜部下生命，蒙古战士没有躲避的选择，只有奋勇杀死敌人才能活命。这把那些本来就战斗技艺高超却怕死的队伍，变成如同一个不顾自己生死、只顾杀人的发疯的野兽，大大提高了军队的战斗力，大大加强了文明地区抵御难度。

　　草原民族的不事生产、专事掠夺的本性，决定了刚刚成立的不可能在自己的土地只安居乐业。他们象一个暂时联合起来的犯罪团伙。如果没有不能持续不断抢劫其它民族的财富，自己很快就会分裂并相互残杀。历史上无数次游牧民族的分合历史，无一例外。成吉思汗当然也深谙此理。为摆脱内心中抢劫暂时得手后对同夥内哄的恐惧，他一生中不断掠夺屠杀其它民族。企图用其它民族的苦难，避免自己的火并。由此造成了历史上中国和世界人民空前绝后的灾难。据有些学者估计，蒙古军队在征服其他地区的野蛮屠杀中，造成了两亿世界人口消失。我们这里重点讨论当时中国境内的情况。

　　（二）、蒙古帝国征服中国北方过程中实施的种族大屠杀

　　蒙古帝国侵略中国，先后用了70多年时间，分很多次进行。在蒙元入侵之前，中国境内包括南宋、金国、西夏、大理，共有人口约一亿二千万以上。但是在蒙元灭亡南宋，最终占领整个中国之后，中国人口只剩下五千万人左右，约7000多万人口直接或间接地死于蒙古人的武力征服过程中。

　　最初成吉思汗是金国委任的官员，借着金国提供的武器和资源征服了草原各个部落。草原统一后，成吉思汗开始掠夺文明地区，先找最弱的西夏下手。

　　1205年到1207年，成吉思汗率领军队先后三次进攻西夏。西夏率领军队抵抗失败，退缩到城市防守。蒙古军队没有攻城技术。无法攻克城市，在就农村地区大肆杀掠，并企图用水淹没其城市，行动失败。于是西夏和蒙古讲和，答应进贡，服从调遣。蒙古撤军。

　　成吉思汗从金朝内应得知金朝“不治戎备，俗日侈肆，亡可立待”。于是准备着手掠夺金朝统治的中国北方。本来在外蒙古和金国国境之间（即今日的内蒙古）有一个屏障，突厥语的旺古部臣属于金国，是金国的屏障，但却被成吉思汗暗中买通。而且由于金国女真政权对汉民族实施残酷的民族压迫和盘剥，很多有技艺的汉人和契丹人纷纷投奔蒙古，带来了蒙古不会的先进武器制造技术。这在以后蒙古西征和灭亡金国、西夏的城市攻坚战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1208年，金章宗去世，金国卫绍王完颜永济即位，成吉思汗知道此君昏庸，时机已到，就撕破和金朝的臣属关系，在1211年集结大批军队突袭金国中都（今北京）。金朝迫不及防，失去了长城外围据点，匆忙集结了30军队，成吉思汗用一年时间攻入长城。成吉思汗还在进攻大同的时候中箭受伤。他先攻取了防守空虚的东北地区的城镇，并使用诡计把金国的30万军队引出长城，让其中在野狐岭的不利地形被围攻，充分发挥蒙军野战优势。切断金军物质粮草供应，等到金军战斗力丧失后，彻底消灭了金军主力。

　　1213年，金宣宗继位之初，成吉思汗的蒙古军攻入居庸关，分三路包围了金国中都（今北京）。但是由于当时蒙古军尚缺乏攻城设备和技术，无法攻入城内，就在农村地区杀人抢劫，一路杀到了山东。据史载，在此期间，蒙古军攻破九十多个城镇，所过无不残灭，两河山东数千里，人民几乎完全被杀尽，金帛、子女、牛羊马全部席卷而去，房屋全部被毁，城郭变成了丘墟。这可能是目前存留的最早的关于蒙古军队实施种族灭绝行为的文字记载。金国在都城围攻中决定求和，答应进贡，蒙古军撤兵。

　　1215年，金国皇帝开始把首都由中都（今北京）迁移到汴梁（今河南开封），成吉思汗借口金国迁都是不诚心讲和，忽然杀了回来。这时金国内哄哗变，中都（今北京）城由于偶然的原因没有关上城门，被蒙古军杀入城内，用了一个月时间杀人掠夺，搬走所有的贵重财产，再把城市焚烧后、夷为平地。由于后来忽必烈指使元朝史官篡改了历史，蒙古军在北京屠杀的具体人数已难以确证，但史料记载，金国中都（今北京）城内平时常驻人口已近百万，加上战时避难的农村人口，被屠杀的无辜平民百姓估计在100-200万之间。至于中原、西夏和东北农村地区被屠杀人数就无法考证了。

　　1215年，蒙古军攻下金国中都（今北京）之前，中都是人口过百万的繁华大都市，但是蒙古军队在那里进行了为期一个月的大屠杀，全城几乎没有幸存者，随后蒙古军队将中都（今北京）全城焚毁，这也就是现在北京几乎见不到明代以前建筑物的原因。一年后，一个外国游者写下了这样的描述：“（北京）城内没有一座没被烧毁的建筑，街道上因为布满了被烧化的人的油脂而滑溜难行，城市背后有一座全部由人骨堆成的骨头山。”

　　在攻克北京时，成吉思汗得到一个契丹人耶律楚材作为助手。耶律楚材长期受华夏文明熏陶，心地善良，暗中对百姓生灵充满了同情。契丹和蒙古同属东胡后裔，耶律楚材被蒙古人视为同族而得到信任。而且，耶律楚材善于理解不珍惜人命却视财如命的蒙古人心理，装成是为他们服务，利用他们贪财，告诉他们如果不屠杀被征服地区人民，而是奴役他们，蒙古人就可以从奴隶的生产中，得到更巨大的财富。耶律楚材的所作所为效果是两方面的：一方面蒙古政权部分收敛了种族灭绝的行为，大量人民因此幸免于难。另一方面，他使得蒙古帝国统治吸收了文明管理的力量，增强了其实力，因此也让更多的人民遭受了苦难。

　　在北京屠杀结束后，成吉思汗集结大规模军队出征花刺子模国，金国以黄河作为天险抵抗，加固了潼关。成吉思汗留下木华梨进攻金国政权，虽未能得手，但其骚扰过程阻碍很多金朝地区无法进行农业生产，严重地消耗著金朝政权的经济实力。

　　1219年至1222年，成吉思汗以西域花剌子模国杀蒙古商人和使者为由，以军事扩张和掳掠财物为目的，亲率大军约20万分路西征。蒙古军利用野战的优势，把花刺子模军队围困在城市里，再利用从中国学来的各种攻城技术，在局部地区以多击少，各个击破。最后用约三年时间，征服了花刺子模全境。在此过程中，蒙军在多个地区进行了系统的种族灭绝。根据波斯人朱外尼《世界征服者史》和伊拉克著名伊斯兰学者依本-阿-阿特的记载，成吉思汗每到一处，几乎毫不例外地把男女老少按照一百人为单位聚集起来，分给手下屠杀。即使是丝毫不抵抗就投降的城市，也一样遭到种族灭绝的厄运。即使是今天中外读者读到他们对无辜百姓使用的各种残忍手段，也是惨不忍睹。蒙古兵把孕妇的肚子刨开，杀死里面的婴儿，他们在被宰割的对象临死前，百般折磨取而乐，把欢声笑语和受害者凄惨尖合在一起。蒙古兵把死人的头按照男女老少分类，摆成高高的金字塔，以此悬耀他们的武功。蒙古兵尽量破坏所有的房屋，用腐烂的死尸污染水源，企图使侥幸逃脱的幸存者冻死饿死，或者被瘟疫杀害。在奥可斯(Oxus)城，有一个妇女在被杀前叫喊她可以给蒙古人珠宝，饶她性命，结果蒙古人听到珠宝被她吞到肚子里以后，就立刻把她的肚子刨开，取出珠宝。。成吉思汗得知后，就命令以后把所有的人肚子都刨开，检查里面是否有珠宝。蒙古兵当著丈夫和父亲的面奸淫他们的妻子和女儿。然后再把被奸淫的妇女和他们的男性亲属杀掉。以观看他们痛苦取乐。为了彻底杀尽所有的人，蒙古兵还常常假装撤离，引诱隐藏的幸存者出来，再把他们杀死。总而言之，蒙古兵所做的，就是除了能帮他们制造武器装备的工匠以外，把所有的异族人都杀尽。如果有幸存者，不是因为他们宽容，而是他们力所不及。

　　蒙古人的屠杀和掠夺，使得丝绸之路上那些繁华地区到今天还没有恢复到原来的水平。蒙古人摧毁了几千年来陆续修筑的水利系统，使得大量的绿洲变成沙漠，使其经济下降到公元前1500年的水平。据美国历史学家Paul B. Kern引用最新研究结果表明，即使到现在，中东地区耕地面积尚未恢复到蒙古入侵前的60%。(这种破坏包括30多年后成吉思汗的孙子旭烈兀对阿拉伯世界的西征)。

　　成吉思汗在征服中亚的花刺子模以后，准备进攻西亚的巴格达，并洗劫几个巴格达边境城镇。由于在部分没有彻底屠杀的地区波斯人因不堪横征暴敛而抵抗，于是成吉思汗放弃出征巴格达的计划而回到花刺子模继续屠杀抵抗的居民。

　　1223年，成吉思汗派手下哲别、速步台率领一只骑兵向西深入到高加索地区洗劫了阿塞拜疆、格鲁吉亚等地，并越过高加索山深入到伏尔加河畔。据James Chmbers在《邪恶残暴的骑手：蒙古入侵欧洲》一书记载，哲别率领的蒙古军因在那里贪图杀人，耽误了继续前进的行程，没有接到及时报告的成吉思汗放弃了继续西征的计划，决定折回到中国掠夺。哲别率领的蒙古军在继续进军俄罗斯的途中受到了三个基督教民族和一个突厥(钦察)民族联军的抵抗，无法取胜。于是哲别就欺骗突厥民族说，我们是同一祖先，你如果不帮助外敌，我们就把抢来的财富就分给你们。突厥军队背叛联军撤出战场。蒙古军队消灭了三个势单力薄的高家索民族的军队后，立刻突袭了他们刚结识的盟友突厥军队，夺回了战利品。并继续前进与俄罗斯军队交战，用诱敌深入切断供给的办法，消灭了俄军，攻入克里米亚半岛。由于兵力不足，在洗劫了当地后回归。

　　今天中国不乏美化蒙古帝国的学者，把蒙军在西征过程中的种种残暴行为归罪于花刺子模杀害了蒙古的商队，侮辱蒙古使者，使得“蒙古民族心中燃起了复仇的熊熊烈火”。但是成吉思汗洗劫高加索地区的基督教民族、俄国、巴格达，都与花刺子模没有任何关系。蒙古军队在世界各地的种族灭绝行为和疯狂的掠夺，是出自其野蛮的本性，而根本不是为了什么复仇。所谓的复仇，是今天崇拜和认同这种野蛮行为的无耻学者给他们找的冠冕堂皇的利用而已。

　　成吉思汗在西征归来的途中教育后代时，说了一段著名的格言，被蒙古帝国的波斯官员拉施德记载在其所著《史集》一书中：“人生最大的乐趣，在于把敌人斩尽杀绝，抢夺他们所有的财产，看着他们的亲属痛哭流泪，骑他们的马，强奸他们的妻子和女儿。”谁是他们的敌人呢？世界上所有不愿意被他们屠杀、不愿意被他们掠夺、不愿意被他们奴役的、不愿意看着自己的妻子女儿被他们蹂躏的人们都是他们的敌人。他们盯上穆斯林的财富，就把屠刀架在伊斯兰国家。当他们把盯著中国华夏民族的财富时，他们一样用屠杀、强奸抢劫来满足他们的乐趣。
蒙古帝国早期和中期在中国的北方、西北、四川地区的所作所为，与他们在伊斯兰世界、基督教国家的残暴罪行没有任何区别。我们在古籍中一样可以发现蒙古人把华夏汉人按照十、百等单位分出来，分别绑在一起，然后分给军队逐个杀死，看到他们摧毁天地和房屋，绑架和强奸妇女儿童，这与穆斯林国家和基督教国家的记载何其相似。中外古籍都记载了当路人看到蒙古帝国的屠杀现场，无不声泣泪下。

　　很多人都不明白，如果这些蒙古人还是人，怎么能对那些善良、温顺平民百姓下的去手？很多平民百姓都不相信蒙古兵真的会把所有人杀得一个不留。古代世界各国文明社会和现代人的特点一样，就是习惯于在社会分工中，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而不习惯于人人抗战。在波斯被蒙古人野蛮入侵时，几个蒙古兵可以命令一大群波斯百姓互相捆绑起来，然后蒙古兵再逐个将其杀掉。华夏百姓也是一样。我们在下面的历史记载可以看到，是华夏民族的英勇抵抗，才迫使蒙古帝国改变野蛮的种族灭绝政策。而在此之前，中亚和东欧，无数抵抗能力较差的民族从此在屠刀下无声无息地消失。中国现代的很多历史学家把成吉思汗及其追随者征服世界描写成“促进东西方交流和促进中国的民族融合”。我们有必要让全体中国人民知道，当那些宣称“要把青天覆盖之地，都变成蒙古人的牧场”的人准备再次促进促进民族融合的时候，这对我们的民族意味着什么。

　　从客观角度来看，成吉思汗是一个优秀的战略家和军事家，对敌我双方实力和胜负对比的判断非常精明。尽管世界首富的中国的财富使蒙古人垂涎已久，但成吉思汗非常清楚过早的与实力强大对手交战而不能短期内有大量掠夺的收获，自己的统治随时就有崩溃的危险。所以，成吉思汗总是小心翼翼地先寻找势力单薄的弱小对手作为洗劫的目标。得手后增强实力，再去找一个稍大的对手。这种战略选择，保证他从弱变强。

　　西征之后，成吉思汗的实力增强，决定找中国最弱的西夏政权下手。1226年，成吉思汗借口西夏不派兵助其西征，不派遣儿子到蒙古做人质。就集结大规模部队进攻西夏，此时蒙古帝国从花刺子模得到资源，提高了攻城技术，而且兵力成倍增长。西夏国土资源有效，无法再抵抗。西夏尚未完全征服时，成吉思汗因伤病而死(或说因为从马上摔下，或说因为指挥攻城时中箭负伤)，成吉四汗临死时留下来两个决策，造成了大量中国人丧生：一个是要求蒙古军队在征服西夏以后把当地人斩尽杀绝；另一个是从陕西南部的南宋境内绕过金国要塞，直接攻克兵力空虚的金国首都汴梁（今河南开封）。

　　1227年，成吉思汗死后，西夏投降，而蒙古人并未饶恕。从西夏国王到当地平民百姓全部被屠杀，此后党项人基本被灭绝，党项作为一个民族不复存在。这是在中国一个规模巨大的民族在家乡被灭绝的第一个先例。残余羌人流落四方，这个曾经是除汉族外的中国最大的民族从此在历史舞台上消失。由于当时没有人给西夏修史，所以西夏被屠杀的具体人数至今无法确定。估计是在几百万到两千万之间。从最初蒙古进攻西夏开始到亡其国，总共花了21年时间。

　　1227年，成吉思汗（1162～1227年）去世之时，蒙古帝国已经控制了整个蒙古高原，还占领了中国西北、东北和华北部分已经中亚、西亚的大部地区。后来，成吉思汗的子孙率领蒙古兵继续地攻城略地，开疆拓土，在蒙古帝国内建立了建立大汗汗国（后来更名为“元朝”）、察合台汗国（次子察合台封地）、钦察汗国（孙子拔都所建）、窝阔台汗国（三子窝阔台管理）、伊儿汗国（孙子旭烈兀所建）。

　　早在1208年，金章宗去世后，卫绍王完颜永济即位，金国走向衰落。1211年，金军主力盲目出击寻找蒙古军主力决战，结果接连在野狐岭、会河堡两次会战中败北，主力野战部队损失惨重，一时之间两河地区兵力空虚，局势危如累卵。为躲避蒙古军的锋芒，1214年七月，金国举朝南迁，将两河、山东地区拱手让给了蒙古人。但事实上，当时蒙古人还不具备很强的攻城能力，金国还是可以把剩余兵力重点布防在几个最重要的城市，金国还是有能力做到稳固防守。但是放弃两河、山东地区之后，不仅北逃的后路被切断，而且丢失上千里的战略回旋空间，反而不利于金国的生存。但即使如此，倘若稳固经营关河（潼关—黄河）防线，也不失为持平之策。南迁之后，金国大量增兵固守关河，蒙古军反而对此束手无策。眼见无法取得任何进展，1217年，成吉思汗不得不留下木华黎经略汉地，自己则率领主力西征掠夺财富。

　　虽然金国暂时顶住了蒙古的攻势，但此时轻易放弃两河、山东地区的另一严重后果也开始显现出来：金国南迁后地域狭小，物产严重不足，仅凭河南一地产出的粮食根本无法供养几十万军队，金国陷入了严重缺粮的境地。在这种情况下，金国主战派盲目自信，想到了“取偿于宋”的战略。

　　在成吉思汗的蒙古军退兵之后，金国以南宋“岁币不至”为理由，调集二十多万金军于1217年四月在西起大散关，东到淮河流域这一漫长的宋、金分界线上从多处向南宋展开了全面进攻。金军的这次大举进攻南宋，表面上虽然声称是南宋断绝岁币所致，实际上是想把失之于蒙古手中者再从南宋方面得到补偿，即扩张领土，掠夺财物。史载金国都城南迁之后，“地势日蹙，遂有南窥淮汉之谋”，“贞佑以后，主兵者不能外御大敌，而取偿于宋，故频岁南伐。”早在金国都城南迁的第二年（1215年），金国贪图南宋的淮南之地的意图就已昭露。当时有王世安献取南宋楚州之策，金廷即授以安抚使，并遣官随同入淮南，进行颠覆活动。金国丞相术虎高琪在伐宋之请中曾毫不掩饰的明言金军攻宋的目的是“广疆土”。《金史.食货志》也明确指出金大举南掠乃是“贪其淮南之储”。

　　1217年，金国朝廷讨论进攻南宋之事时，大臣许古就指出宋人“且知北兵方强，将视我为屏蔽，虽时跳梁，计必不敢深入”，所以金国可以放心地全力对付蒙古，而且在对宋开战后，他也上书继续劝谏停止攻宋以免使金国徒耗实力、腹背受敌。但金宣宗完颜珣与丞相术虎高琪等人一心对南宋主战，并极力打压主和派官员。最后，金国还是以“岁币不至”为理由发动南侵，主动进攻南宋。

　　殊不知，南宋方面也有自己的难处。金国都城南迁之后，南宋就有史弥远、乔行简等人主张恢复中断数年的岁币交给金国，以杜绝战祸，“宜姑与币，使得拒鞑”。但此言论一出即遭到群臣反对，认为这是“召侮之端，致寇之本”，更有太学生痛斥这是卖国行为，要求将乔行简等人处斩，一时之间史弥远也没有办法。如果金国当时能象征性地减免部分岁币，南宋权臣史弥远等人就可以以此为理由强行通过廷议，但无奈金国没有给史弥远说话的机会。更严重的是，金国的大规模南侵打破了南宋以金国为屏障的幻想，相关的争论也停止下来。金国兴师大举攻宋后，南宋权臣史弥远曾连续写了三封信给主管淮东安抚司公事崔与之，指示他与金军议和，但是由于崔与之等边臣积极备战抗敌，致使“金人深入无功，而和议亦侵”。

　　正是金国大举进攻南宋的南掠政策，排除了金、宋和解及联合抗蒙的可能，打破了南宋朝廷中希望藉金国为屏障者所存的幻想，使南宋朝廷关于对金政策的争论停止下来。此后南宋为了自身的存亡，遂抛弃了闭守观望的对北政策，不仅坚决抗击金军的侵犯，而且公开招纳有相当实力的山东忠义军，同时与西夏会师夹击秦、巩，并与蒙古交往以减轻金军对自己的压力。后来成为忽必烈著名谋臣的赫经曾作诗云“不问朔漠攻蕲黄，败盟要利增仇敌”讥讽金宣宗伐宋的愚蠢做法。尽管在这之后，不断有金国大臣上书力劝停止攻宋，使金免致徒耗实力，腹背受敌，但金宣宗自恃“吾国兵较北诚不如，较南则制之有余力”，对停止南掠的建议均未采纳，使得这场战争直到金宣宗驾崩，金哀宗即位后的1224年才结束。
金国主动发动的这场长达七年的对宋战争，大大加速了自身的灭亡。金国“取偿于宋”的目的不仅未能达到，反而严重削弱了自己的力量。金军攻入淮南之初，“宋人坚壁不出，野无所掠，军士疲乏，饿死相望”；抗蒙名将完颜阿邻战死蜀口；勇将黄掴阿鲁答被宋军俘获；金军大败淮上，“一军全没”。史称“宣宗南伐，士马折耗十不一存”，“国家精锐几尽丧”。虽然在成吉思汗统帅蒙古军主力西征以后，金朝的实力远远超过木华黎，却坐视河朔抗蒙豪强在蒙古的恩威兼施下或灭或降。在宋金停战之前，金朝在河朔的势力就已基本被蒙古人肃清。

　　蒙古军队修整后，分几路进军。一路由窝阔台率领军队在潼关佯攻，吸引金国主力。另一路由托雷带领从汉中经过宋境绕道一下子出现在中原汴梁，受到了南宋的粮草接济。此时中原兵力空虚，惊惶失措，要求潼关主力回来增援。结果金军30多万主力在回归途中经过三峰山(今郑州、洛阳之间)，被蒙古军队伏击消灭。金王朝失去击本抵抗能力，残余退守河南省南部，靠近南宋边境的蔡州。1234年春，蒙、宋联军攻陷金最后的堡垒蔡州，金国灭亡。此时离成吉思汗最早突袭金国，大约22年。

　　在金国抵抗蒙古入侵的最后阶段，金朝政权已经完全转变成一个华夏文明的保护者。女真人和北方汉人在蒙古野蛮的屠杀、掠夺中共同受到了巨大苦难，使他们肩并肩地向兄弟一样保卫自己的家园，失败以后也一起惨遭毒手，是真正的同甘共苦，荣辱与共。有些自以为是的学者，如柏杨等人，用蔑视和嘲笑的口气指责南宋政权，说他们极端愚蠢，不总结联金灭辽的教训等等，似乎古人都是白痴，而自己才是有智力的人。而实际上，是因为他们自己愚蠢，才不理解在交通和通信技术都不发达的古代，南宋政权如何知道蒙古帝国极端野蛮和残忍的本性，如何知道他们种种恶劣的罪行？而他们的先辈，的确遭到性质相同但规模不及的侵害，这种因过去的仇恨造成的当时的错误判断，完全是人类的正常现象。那些事后诸葛亮看到了南宋看不到的古书，知道南宋的错误，就真的比南宋政权聪明吗？

　　蒙古军队占领中国北方时，其种族灭绝手段最为恶劣，几乎每个城市都有屠城记录，几百个城镇遭到蒙古人的疯狂屠杀。只有在攻克汴梁（今河南开封）时，蒙古兵准备屠杀城中140万难民时，被耶律楚才及时制止。耶律楚材告诉蒙古大汗窝阔台，不屠杀这些人可以获得更多的财产。

　　无数古代的原始记载显示，蒙古帝国并不是只在中亚、阿拉伯、欧洲和印度进行屠杀和种族灭绝。在中国各地的大屠杀和种族灭绝的规模和残暴程度并不逊色。

　　蒙古人仅在中国北方金国境内(北京、河南、河北、山东、山西、陕西)屠杀汉、女真等民族人口占总人口比例的约90%，其中忽必烈自己估计有一千八百万人被直接屠杀。由于蒙古人焚烧房屋、农田、城市所造成的冻死、饿死，用死尸污染水源造成的病死等数据，则没有人能直接统计，西方国家的估计是三千万。这在中国专业书籍《元朝史》中也有相应的描述：北方大地被杀的千里无人烟，在加上强奸妇女、绑架奴隶，把驱赶平民填平防御沟壕，其凶狠、残暴程度，是世界上任何其他种族灭绝行为、包括臭名昭著的德国纳粹和日本军国主义，都是难以相比的。

　　蒙古人的屠杀造成了中国北方人口大幅减少，其幅度触目惊心。金章宗泰和七年(1207)，金国统治的北中国(北京、河南、河北、山东、山西、陕西)有人口七百六十八万余户，约4581万余人，1234年蒙古灭金后，只剩下87万余户，约475万余人，北方人口锐减了百分之九十（引自尚铖主编《中国历史纲要》1955年1月版第273页）。而且这个数字一直保存到元末甚至明初，即使有几百万人口逃到南方，那么也至少屠杀了80-90%，据记载，宋人到中原后发现，中原地区千里无人烟，白骨遍地，井里塞满了死尸而水不可饮。后来，朱元璋建立明朝，发现北方大地一片荒凉，人烟稀少，于是就从南方迁移大批民众去北方。

　　蒙古灭金是华夏民族的极大悲剧，而南宋实际上帮助蒙古征服自己北方的同胞更是中国的悲剧。但这些悲剧并不是当事的受害者的责任。如果追究责任，那时早先的在侵占华夏土地后还强迫南宋进贡，在危机的时刻还试图用武力欺压南宋的金国，也逃脱不了责任。更大的责任，是女真人祖先侵入中原，野蛮地欺压、屠杀、掠夺华夏民族的结果。但真正造成灾难的原因，是因为北方草原民族和中原华夏民族贫富差别巨大，而游牧民族马匹数量优势，掠夺容易得手，因此不思引进文明，发展生产，而是不断地用野蛮手段掠夺中原华夏人民的财富。这个过程在世界上所有文明古国都发生过。

　　事实上，在蒙古帝国撅起以前，华夏民族是世界古文明民族中唯一一个未曾彻底亡国的民族，也是唯一一个长期保留自己语言文化的民族。然而在世界其他地区，野蛮民族抢劫并不容易，抢劫不如引进文明从事生产的收获大。那些野蛮一时的民族纷纷引进了文明。欧洲地区在公元1000年左右，所有的野蛮民族都进入文明社会。因此才安心建设，在进行五百多年文明积累后，才象是一个凑齐零件而组成的飞机，终于进入了飞速发展的阶段。而中国北方草原是世界产马最多地区，野蛮的游牧民族借助这个优势，抢劫得心应手，收获巨大。那些心地残忍的强盗，不但一次一次地把草原文明发展的势头扼杀掉。而且不断地破坏华夏文明地区。不但使得华夏民族被迫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武装保卫自己，而且常常受到无辜的伤害。华夏文明基础虽然曾经领先欧洲近两千年，却在游牧民族隔三差五地屠杀掠夺中，文明发展不断地积累、被破坏、再积累、再被破坏，即使先进千年的起步，也无法最终组装成现代文明起飞的飞机。在世界武器发展到不再惧怕游牧民族马匹优势的时候，却陷入落后于其他文明而被动挨打境地。这是一个充满智慧的民族，在一个极端恶劣风水中，注定要向世界贡献出自己的财富，却牺牲了自己的无奈命运。
（三）、蒙古帝国征服南宋和南宋军民的奋起反抗

　　金国灭亡后，蒙古兵北撤，河南空虚，宋理宗意图据关（潼关）、守河（黄河），收复东京开封、西京洛阳、南京归德三京，光复中原。端平元年（1234年）五月，宋理宗任命赵葵为主帅，全子才为先锋，下诏出兵河南。六月十二日，全子才收复南京。七月五日，宋军进驻开封。但由于粮草不济，贻误战机，宋军进攻洛阳时被蒙古兵伏击，损失惨重。各路宋军全线败退。“端平入洛”宣告失败，宋在此役中损失惨重，大量精兵与物资付诸流水，也为之后蒙古侵宋提供借口。“端平入洛”之后，宋理宗怠于政事，沉迷于声色犬马，朝政大坏。

　　1235年，蒙古军队决定进攻南宋。他们开始在四川、湖南、安徽等都做了试探性的进攻。此时虽然蒙古军事力量已经强大到世界之最，但是他们还是遇到了世界上最强大的对手。

　　从1235年到1241年期间，蒙古派遣大军南侵，向南宋的川蜀、荆襄等地发动全面进攻，但多次被南宋名将孟珙、余玠、赵葵等率部击退。

　　南宋名将孟珙（1195年～1246年）原籍山西绛州，生于将门世家，曾祖孟安是岳飞部将，曾立过军功，祖父孟林也是岳飞部属。北宋被金灭后，孟家祖上从山西绛州投奔岳飞的“岳家军”，此后便随军定居在随州、枣阳（今属湖北）一带。孟珙是南宋优秀的军事家、统帅、民族英雄、抗金抗蒙名将。南宋中期宋蒙战争爆发后，曾以一人之力统御南宋三分之二战线的战事，由于其在抵抗蒙古军的杰出表现，被后世军史家称之“机动防御大师”。

　　1235年，南宋名将孟珙率部在江陵之战中击败蒙古大军，将蒙古军的渡江船只器具全部焚毁，遏制住了蒙古的进攻态势。蒙古军无奈之下，只好撤军。

　　1237年十月，蒙古军再度南侵，在宗王口温不花、大将张柔率领的主力进攻黄州，孟珙奉命紧急从鄂州率水师火速驰援黄州。到了第二年（1238年）春，蒙古军死伤“十之七八”，被迫撤退。孟珙又一次扭转了南宋的被动战局，实际上已成为南宋中部战场的主帅。

　　1238年，刚升任湖北路安抚制置使的孟珙积极谋求收复中部重镇——襄阳府。南宋朝廷同意了他的计划，于是宋军就在荆襄战场展开了反攻。同年十二月，宋将张军收复郢州（今湖北钟祥），贺顺收复荆门，刘全在冢头、樊城、郎神山三次击败蒙军。

　　1239年初，宋军收复信阳。在各路宋军接连胜利的鼓舞下，原先趁蒙宋两军均放弃襄阳的空虚而占据襄阳城，随后又投附蒙古的地方军阀刘廷美，这时就密约宋军都统江海夹击襄阳的蒙古军。由于有内应，宋军顺利推进到襄樊地区，收复樊城。

　　1239年四月，江海率宋军从荆门出发，沿途招集官民兵农，做对收复襄阳后的长期经营准备。在宋军的强大攻势面前，襄阳蒙将刘义等人向宋军投降。至此，宋军收复了整个荆襄地区。

　　蒙古人发现，长江中下游地区因为河流众多，蒙古难以发挥骑兵优势。而且防守其地的孟珙、赵葵、杜杲都是优秀的将领，组织防御合理，多次击败蒙军的进功。因此窝阔台决定采用先进攻离南宋政治中心遥远的四川，再沿著长江向下游进攻南宋的战略。蒙古人最初的几次进攻被四川优秀的低级将领曹友闻以少胜多，大败而回。

　　1236年，窝阔台组织集结了更大规模的军队，一举拿下四川的门户汉中。曹友闻听到消息，竭力主张在四川前线险要山区抢建工事，不被制置使赵彦呐接受。等到蒙古大军一下攻入四川平原，曹友闻因为敌众我寡，计划在暂时率军在险要山口，堵住蒙军后路，等待战机，此时赵彦呐却害怕已经攻入腹地的蒙军。一天送交9块红牌，下死命令让曹友闻出击蒙军。曹无奈，只好决定夜间突袭歼灭敌人薄弱一部，或可冒险取胜。在率军突袭时，不巧大雨耽误了行军速度，赶到战场已是白天，敌人骑兵通报了其他部队，蒙古军队借助马匹速度，在曹消灭敌军前飞速反围了曹军，数万骑兵围攻数千步兵。曹悲叹时运不济，和部下顽强战斗到死。此时四川平原完全敞开，任让拥有众多骑兵和火炮的蒙古军队在平川上大肆杀掠，只有极少数州县幸免，仅成都就遭到两次惨无人道的大屠杀，四川从南宋税赋半壁变成一片瓦砾。

　　1239年秋，蒙古大将塔海、秃雪率兵号称八十万，再度杀入四川，并迅速推进到了川东，攻破开州（今重庆开县），抵达万州（今重庆万县）长江北岸。同年底，南宋名将孟珙率领万余湖北精兵来前往夔州路布防。凭借着孟珙的军事才能，南宋方面捷报频传，而蒙古军接连失利：南向施州方面的蒙古军被宋将刘义在清平（今湖北巴东）击败，斩获无算。孟珙的兄长孟璟于归州西大垭寨更是经历一场激战后大获全胜，蒙古军丢盔弃甲后撤至夔州，之前缴获的物资又统统还给了宋军。这便是著名的“大垭寨之战”。等孟珙率军赶到前线的时候，夔州已经收复。

　　宋理宗需要孟珙镇守中部重镇襄阳，就破格提拔一个很能干的儒将余玠负责防守四川。余玠利用复杂的地形，采用了高超的堡垒战术。使得四川防守不但相互呼应，而且还可以不间断地生产。在稳固防守的基础上，余玠率宋军一步步逼近蒙古军，用了大约十年时间，一点一点地把四川平原收复回来。还对汉中地区采取了攻势。

　　1241年，蒙古大汗窝阔台去世，蒙古陷入内部争权斗争，对南宋的攻势暂时停歇。直到1251年，拖雷的长子蒙哥继承蒙古大汗之位，蒙古帝国政局重新稳固。当时蒙古兵在欧洲战场得心应手，在中国南宋却收获甚微。性格残忍的蒙哥大汗让弟弟旭列兀去抢劫阿拉伯世界，自己集中兵力进攻中国南宋。由于南宋名将余玠在四川防守固若金汤，蒙哥决定首先采用蒙古惯用的迂回包抄的故伎，派弟弟忽必烈率5万人20万匹马绕道南下，1254年征服大理。大理亡国后，用其做跳板，在背后攻击南宋。但此战略并不成功。

　　然而南宋朝廷主和反战的文官们，仍然拥有强大的力量，他们攻击陷害抗蒙将领，指责儒将赵葵不是科举出身，以所谓“宰相须用读书人”为理由，排斥赵葵任相，1250年，赵葵右相兼枢密使的官职全被罢免。次年，进士出身的文臣谢方叔任左相兼枢密使，谢方叔是主和反战的典型代表。

　　1252年，蒙古汪德臣部侵掠成都，围攻嘉定，南宋儒将余玠率部力战，再次打退蒙古军。余玠在四川抗战获胜，谢方叔却设计迫害余玠。1253年，宰相谢方叔和参知政事徐清叟等向宋理宗诬告，攻击余玠独掌大权，却不知事君之礼。宋理宗听信谗言，召余玠还朝，余玠知有变故，愤懑成疾，服毒自杀。

　　余玠去世后，南宋在四川战场屡战屡败，失去了余玠收回的领土。蒙哥决定组织一次全面协调的多路攻击。他亲自指挥蒙古军主力进攻四川。忽必烈、张柔部进攻鄂州(武昌)，蒙军李X部进攻淮东。兀良合台军从大理出发，进军湖南鄂州后方。
早在1239年蒙古军攻入四川时，南宋名将孟珙率部救援，他的部将王坚后来留在四川。1254年，王坚升任兴元府都统兼知合州，主持防务，调集民夫，修筑了坚固堡垒钓鱼城。

　　1258年，蒙哥汗亲率主力进攻四川，一路所向披靡，攻克四川北部大部分地区。1259年初，蒙古大军在合州（今重庆合川区）的钓鱼城下攻势受阻。南宋将领王坚及副将张珏指挥军民坚守合州钓鱼城，蒙古军连续进攻五个月，伤亡惨重，却攻不下来。蒙哥汗亲自驻钓鱼城东五里的石子山督战。七月，蒙哥命人于钓鱼城东门高地上筑台，探城中情势以谋决战。王坚在蒙古军筑台时已选好位置，当蒙哥登台瞭望时，王坚命人放炮将其击成重伤，次日又将池中两条30斤重的鲜鱼做成面饼投掷城下蒙古军，且致信蒙哥“尔再攻十年，城亦不可得”。蒙哥读后，伤痛迸发，8月蒙哥汗死于钓鱼城下，蒙古军被迫北返，合州围解。宋蒙钓鱼城之战改写了世界历史，南宋将领王坚率领合州军民坚守孤城36年，成为世界战争史上的奇迹，不屈不挠的精神蜚声寰宇。

　　蒙哥汗在钓鱼城之战的败亡，其影响十分巨大。首先，钓鱼城之战导致蒙古这场灭宋战争的全面瓦解，使南宋得以继续存在20年之久。进攻四川的蒙军被迫撤军，护送蒙哥汗灵柩北还。忽必烈当时率东路军突破长江天险，包围了鄂州，为了与其弟阿里不哥争夺汗位，也不得不撤军北返。从云南经广西北上的兀良合台一军，一路克捷，已经进至潭州（今长沙）城下。由于蒙哥之死，该军在忽必烈派来的一支部队的接应下，也渡过长江北返。蒙古的南北两支军队基本上是按预定计划进军的，只因西边主攻战场的失败而功亏一篑。蒙哥去世以后，他的两个弟弟忽必烈与阿里不哥争夺蒙古大汗之位，最终导致大蒙古帝国的分裂。

　　其次，钓鱼城之战使蒙军的第三次西征行动停滞下来，缓解了蒙古势力对欧、亚、非等国的威胁。1253年，蒙哥汗遣其弟旭烈兀发动了第三次西征，先后攻占今伊朗、伊拉克及叙利亚等阿拉伯半岛大片土地，蒙古西征军兵锋抵达今地中海东岸的的巴勒斯坦地区，即将与埃及的马木留克王朝交战，正当旭烈兀准备向埃及进军时，获悉蒙哥死讯，旭烈兀遂留下少量军队继续征战，而自率大军东还。结果蒙古军因寡不敌众而被埃及军队打败，蒙军始终未能打进非洲。蒙古的大规模扩张行动从此走向低潮。因此，钓鱼城之战的影响已远远超越了中国范围，它在世界史上也占有重要的一页。

　　其三，钓鱼城之战为忽必烈执掌蒙古政权提供了契机，对中国历史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蒙哥汗是一位蒙古保守主义者，他所施行的仍然是带有浓厚的蒙古部族和西域色彩的政策，已极不适应统治广大中原汉地的需要。而忽必烈则是蒙古统治集团中少有的倾慕汉文化之士。蒙哥即汗位后，忽必烈受任掌理漠南汉地，他大力延揽汉族儒士，采纳汉族谋士的许多治国建议，但却引起蒙哥汗及其保守臣僚的疑忌，忽必烈因而被罢了官。忽必烈登上大汗宝座后，继续采纳汉族谋士的治国方略，逐步改变蒙军肆意屠杀无辜的野蛮政策，使中国南部的经济和文化免遭更大的破坏。蒙哥汗曾留下遗言，日后攻下钓鱼城，当尽屠城中之民。后来钓鱼城降元，以不可杀城中一人的条件，放下武器，自愿终止抵抗。1279年守将王立开城，钓鱼城才落入蒙古之手。要知道蒙古人在侵略世界的过程中杀人过亿，凡是抵抗的城市都被屠城，而且是被屠杀得干干净净。惟有钓鱼城坚持抵抗了36年而全身而退，用实力让魔鬼们放下屠刀。钓鱼城作为山城防御体系的典型代表，在冷兵器时代，充分显示了其防御作用，它成为蒙古军队难以攻克的堡垒。
蒙哥大汗战死之后，其亲属纷纷返回蒙古争夺汗位。忽必烈因害怕汗位被夺，正要回师北上，刚好南宋权臣贾似道派人前来求和，表示南宋愿意称臣，岁奉二十万两银、绢二十万匹，希望划长江为界，正中忽必烈下怀，宋蒙双方签订停战和约。

　　当时宋理宗任命自己的大舅子贾似道防守长江流域，贾似道的专长是陷害同事以获得权力。这次蒙古撤军，贾似道竟然虚报战绩，隐瞒自己求和真相，谎说是蒙古撤军，因为自己的指挥有方，击败了蒙古军队。结果宋理宗大喜，把更多的权利交给了贾似道。1264年，宋理宗去世，年幼的宋度宗即位，贾似道官至太师、平章军国重事（丞相），成为南宋实际的掌权者。

　　贾似道迫害了几乎所有在抗蒙战争中立功的南宋将领，把他们撤职、查办，甚至杀害。而且，有一个大臣提出在长江流域防守薄弱，必须提前抢修堡垒，意见被贾似道扣住不发。贾似道为了排除异己，在南宋各路武将中推行所谓的“打算法”，即派遣官会计查核各地军费，凡在战争中支取官府钱物用于军需者，一律加以侵盗掩匿的罪名治罪，大将多获罪，赵葵、史岩之、杜庶等名将均因此罢官，还被勒令赔偿。另一名将向士璧被夺官下狱，被逼而死，家族又被拘押偿付军需。名将高达、曹世雄对不学无术的贾似道十分轻视，贾似道怀恨在心，命党羽罗织罪名，逼死曹世雄，罢了高达的官。贾似道又嫉妒在钓鱼城立下盖世奇功的南宋名将王坚，故意把他调知和州，罢了他的兵权，不久王坚即抑郁而死。在贾似道迫害的将领中，有一个比较能干的将领刘整，投奔了蒙古人。刘整投降蒙古对南宋是毁灭性的打击，他不但提出了先取襄阳的战略构想，还为蒙古组建了一支强大的水军，使南宋的水军优势荡然无存。

　　当时，蒙古人正在争夺汗位，忽必烈在蒙古政权中代表比较偏向汉人的蒙古人，他主张用法律保护汉人农民不受抢劫，以变蒙古贵族通过征收汉人的纳税获得更多的财富。他的主张和那些希望随时可以在中国北方抢劫剩余农民的传统强盗方式的蒙古贵族发生剧烈矛盾，他的弟弟阿里不哥是站在抢劫者一边，如果推选，忽必烈一定处在下风。忽必烈在蒙古境外宣布自己被推选成蒙古帝国大汗，使得蒙古分裂成为两个政权，经过大约十年内战，忽必烈利用汉地的物质资源优势，最终取得了胜利。

　　从某种角度上看，这是文明和野蛮较量中，相对文明的一方取得了胜利。忽必烈汉化程度高，不再采用蒙古帝国传统的种族灭绝和暴力掠夺的方式，而是在一定程度上采用儒家治理国家的方法。中国在蒙元政权下被破坏严重，文明极度倒退，人民倍受痛苦是客观事实。中国人民在他手下受到的痛苦比在其它采用种族灭绝政策的蒙古可汗下的痛苦要少一些，也是客观事实。但是采用儒家文明的政策欺骗性很大，使得很多汉人以为蒙古帝国会接受华夏文明，所以甘心情愿地为他效劳。其实忽必烈采用儒家文明，是因为他意识到，如果不采用这种欺骗性的手段收买汉奸为其效劳，那么蒙古征服中国的野心就会失败。

　　1268年，阿术着手围攻襄阳和樊城这两个控制着汉水下游流域的战略要地，这一著名的围攻战持续了5年（1268—1273年）。本来蒙古人进攻南宋的困难是因为南宋被一个水网保护层围住，他们的骑兵不能绕到后方抢劫，破坏后勤。南宋将领刘整投奔蒙古后，被委以重任。刘整制定了一个在长江流域建立水军，抢先修筑堡垒的计划，被忽必烈采纳，并让他指挥完成。刘整用堡垒封锁了襄阳的水路后勤补给线，造成襄阳几年后失守，水网被打开缺口，蒙古人就可以用骑兵长驱直入。此时蒙古己基本不再采用种族灭绝的方法，而南宋经济被四十多年的战争拖垮，在奸臣贾似道的统治下没有士气，无心恋战。

　　1268年到1273年期间，战略要地襄阳和樊城被蒙古军围攻，边关的紧急战报文书接二连三地传来，独自执掌军国大权的南宋权臣贾似道却玩乐为首、国事其次之，长期不上朝廷。《宋史》记载：“襄阳围已急，似道日坐葛岭，起楼台亭榭，取宫人娼尼有美色者为妾，淫乐其中。唯故博徒日至纵博，人无敢窥其第者。其妾有兄来，立府门，若将入者。似道见之，缚投火中。尝与群妾踞地斗蟋蟀，所狎客入，戏之曰：此军国大事耶？”

　　1273年，蒙古攻克南宋中部重镇襄阳，蒙古人得以掌控汉水下游和长江中游。1275年，伯颜和阿术率领蒙古大军沿长江顺流而下，成功地征服湖北东部要地（汉阳、武昌、黄州），安徽要地（安庆、池州、芜湖、太平和宁国）和江苏要地（南京、镇江），接着，伯颜率领蒙古军攻占常州，抵达宋都临安，南宋谢太后下令投降。可以说，南宋的灭亡是亡在误国奸臣贾似道的手里。

　　南宋的临安政权投降后，抵抗蒙古的斗争并没有停止。蒙军在江南节节胜利的时候，消息闭塞的四川却在王坚的副将张钰(言玉)的指挥下，逐渐收复四川的领土。蒙军重兵围剿，互有胜负。汉奸刘整招降几个城市虽动摇军心，也未使得四川军民屈服。最后是投降的南宋谢太后和宋幼帝的手谕，才使得绝大多数守军气馁投降。宋将张钰誓死不祥，在合州战斗中牺牲。

　　与此同时，文天祥、张世杰、陆秀夫等人也试图在广东沿海组织新的南宋政权。忽必烈很清楚，如果不趁其反抗力量尚未发展壮大以前消灭它，得到的江山很可能随时会失去，于是1279年，忽必烈派张弘范率重兵征讨广东，消灭了南宋在广东的数十万军队。南宋彻底灭亡。
回顾宋蒙交战，我们可以看到蒙古军拥有两个优势：

　　1。由于拥有马匹数量的绝对优势，蒙古人在战略有主动权，可以自己选择战场，集结大量兵力，造成绝对数量优势，在局部地区以众击寡。这是蒙古人所向披靡的诀窍之一。好在南宋是当时世界经济最发达的国家，人口密集，使得蒙古人的这个优势相对减弱。

　　南宋在防守上有地形优势，依靠山势、水势可以拖延时间，等待增援。如果不利用这个优势，那么就非常容易被击败。曹友闻是军事专家，深娴此道，但是他的上司赵彦纳不是专家，对敌我双方力量对比判断能力奇差，有不听专家意见。用一天七个红牌，逼迫曹友文在平原地区抗击蒙军，丧失了一个优秀将领。让四川限于被动，也丧失了南宋最大的财政收入来源。

　　蒙古人的劣势资源是抢劫来的，对征服之地横征暴敛。在短期内可以集中大量资源，造成资源的优势，击破对方。但这种优势是暂时的。一旦一旦消耗干净而没有新的征服地，就不再有新的资源。而且抢劫不见效，必然自相残杀。后来，忽必烈面对这个问题就相当狼狈。

　　南宋的缺点是临时征集资源的能力没有蒙古人强，比如说不能抓奴隶修建工事堡垒。南宋民众的民族主义虽然比北宋强烈，但是也不是所有人都知道一旦南宋失败，蒙古必定大屠杀。所以一旦征税过高，或交钞贬值，民众难免抱怨，拒绝积极抗战。不懂得一旦亡国，损失更多。

　　但正因为宋朝没有使用横征暴敛，后劲却比蒙古帝国强大。蒙古人在征集大量资源的同时，也毁掉了生产资源的能力。而南宋虽然不能过分征集，但资源却能源源不断的生产出来。在相持日久的战斗中，蒙古人的经济比南宋更容易垮掉。在蒙哥南征失败后，蒙古帝国的问题已经暴露出来。可惜宋朝不算是毁在蒙古人手里，而是毁在奸臣贾似道手里。

　　由于中国军民英勇抵抗了几十年，蒙古贵族不得不采用了停止种族灭绝和野蛮抢劫，召纳汉奸的手法来获得更多的利益。这样才使得中国南方地带的人民没有遭到象中亚、中国北方和四川那样的种族灭绝的惨祸。中国南方地区没有遭到中国北方那样的彻底毁灭，在一定程度上保持了过去的繁荣。中国没有被蒙古破坏干净，是中国人民英勇抵抗的功劳，绝不是蒙古强盗慈悲心软的功劳。马可波罗在中国见到的繁荣，是蒙元没有破坏干净的结果，而绝不是象今天颠倒黑白的历史学家说的那样，是蒙元帝国治理的结果。

　　对于具有强盗的道德观念，只知道使用暴力、不知道文明的蒙古帝国来说，欺软怕硬是他们的本性。蒙古之所以在中国废弃种族灭绝和暴力掠夺手法，改为奴役和剥削，是因为中国人民的反抗非常激烈。如果汉族人民像其他民族那样束手就擒，现在也会和无数被完全灭绝的民族一样，永远地无声无息了。位于丝绸之路现阿富汗地区，曾经有辉煌的文明建设成就，因为没有对蒙古帝国进行足够有力的抵抗，结果加入了蒙古帝国野蛮社会的行列，在后来和蒙古一起沦落成为世界上最贫穷的地区，到今天仍然如此。

　　蒙古人没有灭绝汉族人民，不是因为有人投降后劝说蒙古人不要屠杀，而是有无数像文天祥那样为了同胞的生命和尊严奋不顾身抵抗的民族英雄，使得蒙古人意识到，如果他们不采取温和一点的手法，永远得不到中国人民的财富。如果有更多的民族英雄出现，那么蒙古人永远不可能奴役中国人民，今天中国也绝不会落后于美国和日本。文天祥为了保护中国各族人民不被屠杀，做了最大的努力，这种努力一直到临死以前都没有停止。

　　现在有人用忽必烈任用儒家学者治理中国的现象，说明忽必烈是历史上的明君。而事实上，忽必烈不过是以掠夺为生的强盗中不太坏的一个。他和其他蒙古强盗一样，贪图中国的财富，企图奴役中国人民，掠夺财富，做不劳而获的寄生虫。忽必烈采用儒法治国，不是因为他接受了文明，而是赶到不这样做，就无法消除华夏民族的反抗。

　　蒙元在灭亡南宋之后，贪婪凶残的本来面目立刻就暴露无遗了。忽必烈因为汉族大臣总是用儒家"爱民"思想劝告他，就觉得汉奸们对横征暴敛不积极，所以把原来任用的汉奸重臣，不是给杀了，就是给贬了。重新任用一个中亚来的回回阿合马，那个阿和马横征暴敛非常积极。有些汉族大臣看见阿合马贪污腐败，想去到忽必烈那里告他，反而被杀害了。如果文天祥投降蒙古，也一定会是同样结局。

　　并非所有的异族都残忍贪婪而没有同情心。曾经为蒙古帝国服务的契丹人耶律楚才和忽必烈的行为形成鲜明的对比。在蒙古大汗窝阔台的寡妇执政期间，一些中东来的回回告诉她，只要拿刀子架在汉族人民的脖子上，那么蒙古政权可以至少多收两倍的财富，即使多收五倍都没有问题。耶律楚材深知这将对中国人民意味着什么灾难，奋起辩论而得不到赞同，忍不住失声痛哭。那个蒙古大汗的寡妇鄙夷地说“你竟然为那种奴隶哭？”。从此不再信任耶律楚材，使其55岁忧郁而死。

　　在蒙古大汗的眼中，汉民族并不是人，他们是可以随时被杀戳和奴役的奴隶，象牛羊产奶一样为他们生产财富。即使给牲畜挤奶，也不会如此心狠手辣。在忽必烈不用担心华夏人民的反抗以后，就立刻公布实行了著名的四等人制度。南北方汉人因为血统而沦落成三、四等人，被蒙古人杀害只需要赔偿一头毛驴。而蒙古贵族为了试验刀子是否锋利，可以随便在街上抓一个汉人杀掉。这是有史以来最恶劣的种族歧视制度。

　　忽必烈在征服南宋时，为了收买人心，暂时免除斌赋、徭役，甚至开始征税也比宋代轻，等到汉人的抵抗运动停止了，忽必烈立刻任用回回阿合马加倍地疯狂征税。于是蒙元统治下的中国各地民不聊生，到处都是起义，但是因为没能相互接应，结果被蒙元各个击破，镇压下去。阿合马滥发纸币，横行霸道，肆意劫掠中国人民的财富，害死了中原无数百姓，最后被汉人给行刺暗杀了。忽必烈此时已经不担心汉人的人心，只担心汉族大臣同情自己的同胞而不全力为他横征暴敛。所以他只任用从中东来的对华夏同胞没有任何伶悯和同情的回回作为他敛财的工具。他们把这些财富，挥霍在到其他文明地区屠杀和掠夺，也挥霍在赠送亲友帮助自己扩张权力控制军阀上。华夏的财富从此不再用于生产建设，人的生命受到了真正蒙古方式的践踏。只有在华夏民族停止抵抗以后，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蒙古帝国，以及什么是亡国、什么是被奴役，什么是被异族横征暴敛，什么是真正的民不聊生。当初那些抱怨宋朝为了抵抗外族入侵而开支巨额军费和望风投降的民众，此时再反抗，已经不能彼此呼应。根本没有胜利的可能了。

　　现在中国的某些历史学家，甚至是ZF的主流砖家叫兽，用欺骗的手段描写这段历史。他们把南宋因为军费开支而造成的通货膨胀，说成是腐败，忽必烈收买人心暂时不征税，说成是历史进步，等到忽必烈原形毕露，横征暴敛时，他们却避而不提。蒙元统治下的中国，蒙古人抓汉族奴隶修筑城市河道，帮助把南方抢劫来的财富运到北方，他们说这是对中华民族的伟大贡献。教育部历史参考书明确告知不把岳飞、文天祥当作中国的民族英雄，而教育部通过的历史视频教科书却把蒙古人统治中国的元朝描写成民族融合、和空前繁荣昌盛的时代，如此卑鄙无耻的欺骗，使人不禁疑问，现在的中华是否生活在一个亡国的时代？
　（四）、在蒙元统治中国的时代，汉族人民所遭受的巨大苦难

　　阿拉伯历史学家伊本-阿-阿特在描述蒙古侵入中亚、西亚地区时写道：“历史上从来也没有发生那么可怕的事，哪怕是接近这样的灾难也没有，.....人类哪怕到了世界末日，也再不可能看到其它类似的灾难了，.....即使是对抗救世主的恶人，也不过是消灭那些反对他的人，还会饶恕跟随他的人。然而，这些人（蒙古人)对任何人都没有一点怜恤，他们残酷地杀害了妇女、男人和儿童，甚至切开孕妇的肚子，把里面没有出生的婴儿杀死。”

　　这些阿拉伯学者的描述，完全可以转移到中国的蒙元时代。在蒙古帝国征服中国的过程中，至少造成了7000万中国人民的死亡，更不知道有多少人民被掠夺成为奴隶，有多少妇女惨遭强奸后被杀害。蒙元征服中国的时代是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时期。我们和阿拉伯学者一样，很难想象人类在世界结束之前，还能遭受同样的灾难。即使在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期间，疯狂的烧、杀、掠、抢，在南京大屠杀一次就杀害了30多万无辜的平民百姓，也没有像蒙古帝国系统的种族灭绝那样恶劣。

　　蒙古兵仅在四川成都一个城市的城里，就屠杀了140多万人口，城外的屠杀的无法计数。河北地区，“人民杀戮几尽，其存者以户口计，千百不一余”。河南地区，“兵荒之后，遗黎无几”。当时中国境内有类似成都屠城记录的城市就不下几十个。其规模和恶劣程度，远远超过了穷凶极恶的日本鬼子。如果想知道中国亡国会给人民带来最悲惨命运是什么，那么看一看中国人民在蒙元政权统治下的生活，就会清楚了。
蒙古帝国的统治观念：

　　蒙古帝国是依靠屠杀其它民族和掠夺财富的强盗起家的。从蒙元政权开始，中国统治阶级的性质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中国从夏商周开始，政权的指导思想都是顺应天命。古人认为，上天为了照顾民众社会稳定和幸福生活而制定了一套规范，称为天道。天子是上天委派来管理民众的。当天子不符合天道，那么上天就会革除成命，另委派天子来管理。君子、臣民应该相互爱护，维持一个分工合作的社会。至少在理论上，最高统治者因为存在对上天的畏惧，而遵守华夏文明的道德规范。尽管皇权执行起来不尽理想，但是大臣都按照这种理论规劝天子。君臣也都相信只有维护华夏文明的道德规范，社稷才能够长期稳定。其实，不仅仅是中国，世界其它古文明、包括伊斯兰文明和基督教文明，都是从类似的过程发展而来的。

　　在蒙元征服中国的时代，这样的政权思维模式第一次在全中国范围受到了的践踏。在屠杀、抢劫、强奸如家常便饭的游牧民族部落，丝毫不存在人类的生命价值和尊严的概念。更不知道社会分工合作能够给人类带来什么好处。在野蛮疯狂贪婪的蒙古征服者眼里，人类除了奴役和被奴役，屠杀和被屠杀，掠夺和被掠夺，不可能有任何其他的相互合作的方式存在。主人和奴隶的关系就如同人和牲口的关系一样。这可以在他们如何把妇女当成牲口财产相互继承、赠送、掠夺的方式中得到表现。他们打仗后的奖赏也是被掠夺来的财产、妇女和奴隶。草原上的制度就是为贵族如何奴役他人而设计的。

　　在成吉思汗统一蒙古后，立刻建立了一个十户、百户、千户的户口制度。每一个千户里的百姓，都是千户长的奴隶。奴隶主可以任意屠杀、强*或者买卖。但是绝不允许千户的百姓自行到其它千户去，否则将被杀害。这种习俗在蒙古侵入中国北方初期的时候，是被执行的。蒙古军队绑架任何他们看见中国百姓，把他们作为奴隶，称驱口，由贵族奖赏给新的千户长。

　　蒙古帝国的统治者不知道财富是创造而来，只知道掠夺可以获得财富，在早期是登峰造极的。即使在元朝建立时期，大量蒙古贵族仍然在坚持这种观念。在忽必烈和其弟弟阿里不哥交战过程中，阿里不哥放纵军队，在所到之处烧杀掠抢，使得新疆伊梨河流域血流成河，最后断了自己的口粮来源，输给了忽必烈。

　　这种野蛮的性质在元朝建立时稍有改变。蒙古人在中国发现了巨大的物质财富，他们的入侵遭到中国军民的顽强抵抗。受到物质财富的诱惑和为了迷惑南宋军民的抵抗决心，蒙古帝国的部分贵族逐渐引进了一些汉文明的管理方式，并对种族灭绝的规模和次数有所节制。但是他们的本性并没有改变。但他们这种做法和中国古代顺应天道的出发点不同，是为了掠夺其它民族为自己生活来源。因此在他们最初发现中国、中亚等文明地区人民在有秩序社会下顺服和善良感到惊讶以后，立刻想到的就是如何利用文明地区宗教或者道德伦理观，来继续愚弄和欺骗当地人民，从而让他们获得更多的财富。他们并没有依靠发展生产、创造财富来获得长治久安的愿望和意识。所以元朝成立时制定政策的原则，就是征服一个地区，尽可能把掠夺和盘剥这个地区的财富，用来帮助他们掠夺另外一个地区。他们以为这个世界的财富是无穷无尽的，靠着这种方法才是获得巨大财富的唯一源泉。

　　在表面上，蒙古帝国不镇压任何宗教，而是寻找哪一种宗教或者学说更能帮助他们欺骗和愚弄人民。尽管这种不镇压宗教信仰的行为被现在别有用心的历史学家吹捧，但这实际上和各文明地区宗教信仰者有真心的信仰帮助发展文明的现象背道而驰。蒙古帝国的统治者并不是因为爱心善意而宽待其它宗教，其最高统治者自己也几乎不真正信仰任何宗教(世界上的宗教都对人类有道德约束、中国的儒家哲学也是如此)，也没有任何人类的道德规范。只有用暴力和宗教欺骗结合掠夺他人财富的意识。
蒙元吸收汉文明的阻力：

　　但是，蒙元政权依靠宗教来欺骗人民获取财富的愿望，的确使得他们雇佣了大批汉族儒士来治理国家。在蒙古贵族榨取中国人民财富的前提下，汉族儒士治理国家的理念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蒙元政权的政策，对于减轻蒙古人破坏中国文明的力度，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类似的现象在五胡乱华和北魏统治期间，引导了鲜卑政权吸收了华夏文明，融入到汉族当中，使得中国在隋唐期间恢复了华夏文明的发展进程。

　　不幸的是，蒙古帝国有两个恶劣的性质使得蒙元政权吸收华夏文明的过程在中国并没有重演。其一是，鲜卑帝国统治者把根扎在汉族地区，和北方其它游牧民族断绝了关系，甚至相互敌视，鲜卑人和汉族人民合作得越好，吸收的华夏文明越多，就对他们自己就越有利。而在蒙元政权从来没有和北方游牧部落切断联系，而对于这些游牧部落来讲，只有疯狂掠夺汉族人民的财富，才符合他们的利益。中国是否发展是与他们丝毫无关的。

　　在蒙古皇帝和贵族中，的确有一些人受到华夏文明的吸引，下决心大幅度吸收和恢复华夏文明管理方式。但这种让中国避免更大破坏的政策，危害了北方草原那些企图通过掠夺和压榨汉族人民以维持奢华生活的蒙古贵族集团的利益，他们的反对形成了巨大的阻力。而且在蒙元统治时期，作为社会地位高人一等的种族，蒙古人可以随时杀害主张实施儒家文明的汉族官员，阻止他们促进蒙元政权吸收华夏文明的努力。

　　还有一个更加恶劣的原因，就是蒙古帝国征募了大量从中亚、波斯、阿拉伯地区来的回回和西藏等其它异族，来帮助他们管理汉人，更疯狂地掠夺汉族人民的财富。这些外来民族对中国人民的苦难没有任何同胞的同情，对中国的发展也没有丝毫的兴趣，他们唯一的利益所在，就是在帮助蒙古贵族压榨盘剥汉族人民财富的同时，再加上自己的压榨盘剥，从中获取巨大财富。而元朝政权从建立开始，就把他们列为社会地位高于汉人的种族。这是蒙元政权担心汉族大臣因为顾念同胞而不积极地帮助他们压榨汉人掠夺财富。

　　在征服华北地区之后，成吉思汗曾经计划对华北的汉族实行种族灭绝。耶律楚材告诉他，如果不杀害当地居民，而是向他们征收赋税，那么每年都可以获得更多的巨额财富。于是，成吉思汗任用耶律楚材全权负责在华北地区征收财富。

　　窝阔台继位后也让耶律楚材主持征收黄河以北的汉民的赋税，当时近臣别迭等认为：“得了汉人也没有什么用处，不如全部驱杀，使中原草木茂盛，成为牧地，也好放牧牛羊。”耶律楚材劝告窝阔台说：“在这样广大富饶的地方，什么东西求不到？怎么能说没有用呢？”耶律楚材建议在中原地区维持原来的农业手工业生产，征收地税、商税以及酒醋盐铁等税。窝阔台大汗同意他试行。

　　1230年，耶律楚材奏立10路课税所，正副使都委派儒生担任，他并奏准军、民、财分职，长吏专理民事，万户府总军政，课税所掌钱谷，各不相统摄。这些都遭到蒙古权贵和汉人王侯的强烈反对，但课税所还是坚持了赋税的征收。1231年秋天，窝阔台大汗到西京（今大同），耶律楚材已将征收到的银、币和米谷簿籍陈放在大汗面前，一共是银50万两、绢八万匹、粟40万石。窝阔台大喜，赞叹道：“你的本事真大，不知道南国是否还有你这样的人材！”当天将中书省印授给耶律楚材，让他负责黄河以北的政事。

　　蒙古军征服河南之后，耶律楚材计划每年征收一百一十万两白银。有个回回温都尔哈玛尔要求帮蒙古人承包二百二十万两，耶律楚材反对，那个回回说：“中原那么富有，只要用暴力危胁，收五百万两都可以！”。耶律楚材知道这意味着中原人民将遭受什么悲惨命运，奋力抗争失败后，失声痛哭。当时临朝称制的蒙古海迷失皇后鄙夷地说：“你竟然为这种人哭？”从此不再信任耶律楚材。不久耶律楚材忧郁而死，而心毒手狠的回回却继续得到蒙古政权的重用。

　　征服南宋之后，忽必烈很快就停止了对汉族官员的信任，开始重用阿合马、桑哥等回回官员帮助蒙古人收刮财富。这些外来的回回除了帮助蒙古人疯狂敛财以外，更是加倍地给自己中饱私囊。最后的苦难，都施加在中国老百姓身上。如果要问为什么元代政权没有马上垮掉，那是因为中国太大，他们掠夺、破坏了一个地区后，仍然有很多别的地区等待他们破坏掠夺。但是，这种疯狂残酷的掠夺剥削的制度，从一开始就决定了元朝不可能依靠这样的方式维持多久。

　　在后来的蒙元史中我们看到，每当有元朝皇帝受到儒家思想教育，决心吸收华夏文明管理方式的时候，那些回回总是站在那些希望残酷剥削奴役中国人民的蒙古贵族一方，为他们通风报信，而且利用自己的搞人一等的地位，诬告和迫害汉族官员，杀掉立志改革的皇帝的帮手。使得元朝少数开明皇帝减少剥削、维持长久发展的计划一次次地遭到破坏。
汉族人民在元代早期的深重苦难

　　在蒙古帝国这种靠掠夺起家的强盗政权下，制定赤裸裸的种族歧视法律是很自然的事情。蒙元政权实行了中国历史上最恶劣的种族歧视法。在法律上，他们把居住在中国的人分为四等。蒙古族是最高等居民，汉民族是最低等的人。蒙古人杀了汉人只要陪“烧埋费”。而汉人如果和蒙古人斗殴则要偿命。这就意味着，在法律上蒙古人可以任意掠夺汉人财产、绑架汉人为奴隶、强奸汉人妇女，只要汉人稍有反抗，就会被蒙古人可以毫不犹豫地杀死。在人类历史上，的确存在过其它种族歧视的法律和政策，却没有一个像蒙元时代那么恶劣和残酷。

　　在元朝初年，蒙元政权尽管在用招纳投降的办法攻克金国、南宋很多地区，但是他们并没有打算让投降的汉族军民和他们活在一个世界。而是强迫他们去进攻其它地区，即使他们赢了，蒙古人也逼着他们去下一个战场，直到战死为止。蒙古人不仅用这种借刀杀人的办法代替原来的种族清洗，而且还通过疯狂的横征暴敛，使得大批没有出征的平民百姓不堪忍受而死去。元世祖忽必烈本人一直在坚持这样的策略。使得大批汉族人民因为出征日本、安南、马来群岛等地丧生，直到其孙子铁木尔继位才停止。

　　汉族人民苦难的另外一个来源，就是蒙古政权类似于强盗火并的内战和分赃。蒙古草原部落最初是从联合掠夺其它民族组成的政权。所以在传统上选取大汗和分配掠夺财物时，都要所有部落首领召开会议(蒙语是忽里台)推选的。各个派别都更加自己军队人数实力等明争暗斗。为了争夺支持，有做大汗野心常常把自己掠夺的财物赠送给别人，也获取对方支持，保证在可能的暴力斗争中取得胜利。

　　在蒙元成立后立刻就陷入了忽必烈和其弟弟阿里不哥的争夺权位。忽必烈就搜刮汉族人民的巨大财富，争取各个亲属贵族的支持。赠送财物给北方草原不能生产却有大批军队的贵族，是蒙古政权最大的开支之一。而且在有元一代，连续不断。大批来自中国的丝绸、粮食、贵重物品被送往现在的外蒙、中亚、波斯、俄罗斯等地的蒙古军队中。其费用全部由汉族人民承担。这些被创造出来的财富不是永远扩大再生产，而是被毫无节制地浪费在蒙古贵族的争权夺利和挥霍中。

　　由于同样原因，蒙古大汗可以随时把汉人视如生命的农田，连同农田上的汉人，赏赐给皇亲国戚──蒙古亲王或功臣之类。灭亡南宋后所举行的一次赏赐中，少者赏赐数十户数百户，多者竟赏赐十万户。每户以五口计，一次就得到五十万个农奴。汉人忽然间失去他祖宗传留下来的农田，而自己也忽然间从自由农民沦为农奴，没有地方可以申诉。

　　除了蒙古大汗的权力无法抗拒外，任何一个蒙古人，都可以随意侵占汉人的财物，他们经常突然间把汉人从肥沃的农田上逐走，任凭农田荒芜，生出野草，以便畜牧。这也意味着大批汉人失去了生活来源而饿死。

　　但这并不是汉人苦难的全部，因为蒙古人还征募中东地区的收敛财物。而这些回回不仅仅帮助蒙古人残酷剥削汉族人民，而且自己更是加倍盘剥，谋取暴利，丝毫不考虑汉族人民的苦难，也不考虑这样残酷的剥削是否会加速元代的灭亡。更糟糕的是，中东人善于航海经商，知道如何找到奇珍异宝等奢侈品运送到中国，吸引蒙古人对这些奢侈品的贪婪之心，以高价出售。而蒙古人为了得到这些奢侈品，就纵容回回们利用近乎是疯狂掠夺的方式，剥夺大量汉族人民生产的丝绸、瓷器，卖到中东地区。

　　这是类似于强盗、小偷把自己掠夺赃物出卖的过程。因为抢来的东西都不值钱，所以出卖时价钱远远低于成本。引起了波斯、阿拉伯地区商人争先恐后地来到中国购买赃物，再运送一些不太值钱的奢侈品给蒙古人挥霍。这形成了一个中国海上贸易的高潮。就是现在中国历史学家常常吹嘘的所谓“元朝促进中西方交流”的真相。这种说法实际上是谎言，因为这种掠夺式的贸易破坏了中国社会扩大再生产的物质基础，使得生产者再无利可图，丧失了获取生活资料的来源。造成无数生产技术失传，从元朝后期开始中国近乎所有技术发展都陷于停顿。宋代中国瓷器生产中心之一的潮州，在元代以后就衰落了。这不过是众多例子的一个。

　　蒙元在征服南宋后的横征暴敛，使得很多以为元、宋不过是普通改朝换代，而没有积极参加抗元活动的南宋军民不堪忍受。短短的时间就有上百次规模不等的起义。但是，由于没有一个政权统一调度协调，相互呼应，这些起义很快就被镇压下去，最多才持续五年。由于不是同民族同胞，蒙古人在镇压汉族农民起义时异常残暴凶狠，几乎次次都伴随着种族灭绝。这在有元一代一直如此。一直到元末镇压红巾军起义的时候，都没有改变。徐州城内外就曾遭到惨无人道的灭绝。这种因为不堪忍受暴政而起义遭到的残酷屠杀，成为元代汉族人民丧失生命的又一个方式。

　　从元代一开始，蒙元政权这种破坏式的剥削和掠夺就注定维持不了多久。它之所以没有立刻垮掉，是因为中国有巨大的财富，对于人数相对很少的蒙古人来讲，这似乎是一个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聚宝盆。他们掠夺、破坏了一个地区，还有另外一个地区等着他们破坏，这种破坏需要很久才能完成。马可波罗来到中国时，在南方地区看到了繁荣景象，就是南宋遗留下来的残骸还没有被蒙元政权破坏干净的结果。可是在今天却被中国历史学家当作元朝的建设成绩吹捧。

　　蒙元政权除了掠夺财富以外，相互间为了争夺财物有相当频繁的内战。为了填补内战造成的人口损失，他们把大批的汉族百姓驱赶成奴隶。在元代初期，这种驱赶平民为奴隶的现象极为普遍。史书不乏记载他们驱赶成千上万的蒙古部落去西征，再驱赶大批汉族百姓到草原作为奴隶，有记载的就不下数十万人。很难判断，后来草原蒙古部落的人民是否是蒙古帝国初期部落的后代，还是当初被驱赶的汉族百姓后代，因为不知道有多少奴隶能够在那种情况下活下去。不过按照一般的规律，离白种人文明地区近的游牧民族常常会从黄种人变成白种人。离黄种人文明地区近的部落则相反。这正是因为频繁大量地掠夺人口的缘故。
蒙元政权交替和汉化失败

　　在元朝建立初期，忽必烈采用在汉族官员和回回官员之间摆平衡的方法。让回回帮他疯狂敛财，让汉族官员作为言官监督参谋。汉族关于试图用儒家思想中的“义”来影响忽必烈，试图让他降低横征暴敛。但是忽必烈受到其它蒙古贵族势力的威胁，需要大批财物收买亲信，内心里鄙视汉族官员，当时还要争取他们招降纳叛，为其它服务，所以表面上比较尊敬。

　　在征服南宋之后，忽必烈就基本上不再重用汉族官员，而是靠重用回回阿和马、桑哥帮助他横征暴敛，疯狂敛财。命令已经投靠蒙古的汉族军队不断地进攻其它地区，让他们在战争中伤亡，企图通过这种方式来消灭已经投降的汉族军队。汉族官员告发阿合马贪污，反而被忽必烈处死。

　　忽必烈后期的行为造成了元朝潜在的危机。一方面人民越来越不堪忍受，一方面忽必烈掠夺越来越激烈，进攻他国的愿望也越来越坚定。他的儿子真金受到汉文明影响较深，曾经试图改变这种现象，因此得罪了回回官员，后者诬告真金试图篡位，引起忽必烈猜疑，真金忧郁而死。

　　忽必烈死后，其孙铁穆耳继位。他及时停止了蒙元征服安南、日本的计划，使得蒙元政权减缓了衰落的速度。但是蒙古对汉人的横征暴敛的方式并没有收敛。
历史上，成吉思汗的蒙古骑兵曾经打败了宋朝，建立元帝国；蒙古铁骑几乎踏遍了欧亚大陆。后来朱元璋率领其军队又灭亡了元帝国，建立了大明帝国。再往后努尔哈赤父子趁明朝内乱之际，带领满族八旗兵趁火打劫，最终使明朝灭亡，建立了清帝国。下面就来谈论一下元帝国和清帝国。

　　1122年全国人口9347万，到元初1274年，人口887万。损失率高达91%。

　　公元1215年，铁木真攻陷金国都城中都（现在的北京），对城中居民进行了长达一个月之久的大屠杀，并焚烧了整座城市，超过100万人为此殒命，北京这个两三千年的古城完全消失，现在北京没有任何明代以前的建筑，就是这个原因。一年之后，外国公使进入北京城时这样描述所看到的情景：城内没有一座没被烧毁的建筑，街道上因为布满了被烧化的人的油脂而滑溜难行，城市背后有一座全部由人骨堆成的骨头山！

　　公元1227年，屠夫铁木真发泄兽欲时，被西夏妇女咬掉了小弟弟(此说法有争议)而最终恶贯满盈于六盘山。其后它的继承者实现了对西夏的征服。出于报复，下令将西夏从皇帝到乞丐全部杀绝，上千万人被屠杀，党项民族也从此灭绝于中华大地。仅西夏都城兴庆府（今银川）就有超过80万的居民被屠杀。

　　蒙古军队占领中国北方时，其种族灭绝手段最为恶劣。几乎每个城市都有屠城记录。据记载，宋人到中原后发现，中原地区千里无人烟，白骨遍地，井里塞满了死尸而水不可饮，偶尔有逃脱漏网的人，也因找不到食物和干净的水源活活饿死。

　　1231年，拖雷引兵攻掠四川，大肆屠杀成都居民。千年古城只落得民无谯类，城中遗骸达到惊人的140万,整个四川盆地被杀人数约为1400万！

　　直到公元1352年，蒙古统治者还对徐州、杭州居民进行了野蛮的大屠杀。并计划消灭张王刘李赵汉族五大姓。只是由于红巾军的奋起一击，这项种族灭绝政策才没有被最后执行。

　　忽必烈屠杀了中国人1800万人，中国北方90%汉族平民惨遭种族灭绝。四川在蒙古帝国屠杀前，估计有1300-2000多万人，屠杀后竟然不满80 万人，几乎成了无人区。在蒙古人杀戮和统治下，中国丧失了近7000万人口。蒙古帝国在中国境内的种族灭绝，作为世界记录放在《吉尼斯世界记录大全》 1985年版。

　　成吉思汗在西征归来的途中教育后代时，说了一段著名的格言：“人生最大的乐趣，是把敌人斩尽杀绝，抢夺他们所有的财产，看著他们亲属痛哭流泪，骑他们的马，强奸他们的妻子和女儿。”世界上所有不愿意被他们屠杀、不愿意被他们掠夺、不愿意被他们奴役的人民都是他们的敌人,宣称“要把青天覆盖之地，都变成蒙古人的牧场”。这完全说明了当时蒙古的文明程度——那就是与畜生相近。

　　元朝取代宋朝，是野蛮世界对文明世界的颠覆。元朝以落后的文化征服中原，加上民族的歧视，遂使士人们坠落到了社会的最底层。元朝除了依据种族将人分成四等外，还依据职业性质将人分为十个等级：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医六工七匠八娼九儒十丐。其中，知识份子排在第九个等级，仅仅在乞丐的前面，还赶不上娼妓的地位。

　　从这个时候开始，知识份子奠定了自己在社会中的“老九”地位。民族的歧视，卑劣的地位，不知道怎么摧残着当时知识份子的心灵，也许，那个充满自信、充满活力的士人阶层永远成了他们心中美好的梦想与回忆了。这是怎样的忧郁和沉闷，又是怎样的痛苦与无奈啊。

　　而进入清朝以后，整个统治集团因为是少数民族入主中原，文化落后，面对汉族比较先进的文化和知识份子的反抗与不合作，统治者的心理异常的敏感和脆弱，其对思想文化的控制，对知识份子的迫害，则与元、明两朝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变本加厉地大肆实行“文字狱”。

　　多少知识份子成了文字狱的牺牲品，多少有思想的头脑因为独立思考而被像割韭菜一样割去了脑袋，多少知识份子因为苦闷恐惧而变成了精神病人。当同时代的英国学者在研究言论自由、自由主义的时候，中国的知识份子却被迫噤声，被迫在故纸堆里做考据的工作，最终形成了万马齐喑的局面。整个国家、整个民族的创造力被禁锢了。当知识份子仅仅作为统治者可怜的应声虫才能存活的时候，悲剧的发生是早晚的事情，而且，并不仅仅是知识份子的悲剧，是所有人的悲剧，也包括当权者。

　　1840 年，鸦片战争爆发。清朝这个停滞的帝国终于品尝到了她自己种下的苦果。曾经不可一世的***大国，在小小的英吉利人面前是那么的不堪一击。当清朝的军队还在使用古老中国一直使用的大刀长矛等冷兵器对抗英国人的坚船利炮时，战争的胜负已经不在清朝的掌握之中了。

　　鸦片战争的失败，表面上是清朝武器方面的落后，明显的技不如人；其实，更深层的原因，则是两个国家不同社会制度的较量：就在清朝大肆兴起文字狱、加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严密控制思想文化、扼杀言论自由的时候，大洋彼岸的英国人，却走在了历史发展潮流的前列。

　　自晚清以来，我们仅仅看到了我们武器的落后，而没有意识到制度的落后，所以洋务运动向西方的学习仅仅局限于器物的层次，对传统落后的制度，我们一直抱着不放，美其名曰“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对全盘西化一直持否定和批判的态度。

　　所以，当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学习西方的政治制度的时候，便被保守势力视为大逆不道，戊戌变法惨遭失败，戊戌六君子为此付出了鲜血和生命。等到慈溪太后终于接受了西方的制度，并开始着手改革的时候，历史却没有给她这个机会。孙中山领导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的统治，五族共和，建立了中华民国。

　　清朝，一个残暴、专制达到顶峰的朝代；一个无论肉体屠戮，还是精神摧残都登峰造极的朝代；在如此暴虐的朝代，有骨气的人几乎都被斩尽杀绝了。中国传统的为官应直言敢谏，为史应秉笔直书的气节、观念被彻底摧毁，只剩下阿谀奉承的奴性跟辫子一起留了起来。民国时剪掉了辫子；而今阿谀奉承的奴才，似乎还大有人在。

　　蒙元和满清是异族入侵，是带给华夏人民极大灾难和深重杀戮的外来征服朝代；蒙元和满清的强盛时代，恰恰是我们华夏民族衰弱、屈辱的时期。
正视历史，对历史上的民族侵略、屠杀、压迫的暴行进行严厉谴责绝对不是背离国家整体利益。恰恰相反，那些对历史极尽隐瞒、粉饰、歪曲之能事的人，才是打着维护国家整体利益的旗号，抽空了国家利益本身，让国家利益成为空中楼阁！
　　回顾历史，满清的前身——后金统治集团先是以民族分裂分子面目出现，借用明朝中央政府给予其的官职地位起家，在东北地区大肆抢劫屠杀，实行疯狂的民族迫害，掳掠平民当奴隶，危害大量无辜平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后来更发展到要求与明朝中央政府分庭抗礼，完全从中国独立出去。
　　但事实上，东北地区早在洪武、永乐年间就已经是明朝中国的领土，明朝早期设置的奴尔干都司控制范围远大于后来满清统治时期控制的东北地区，远达外兴安岭以北，还包括了库页岛。即便到明代中晚期军事衰落的时候，现在东北的绝大部分地区以及重要城市也都在明朝政府的直接控制管辖之下。而与许多人想象的相反，作为后金集团核心的建州女真恰恰不是东北的土著居民。建州女真的祖先源自西伯利亚的通古斯地区的野人部族，不同于宋朝时期入侵中原的女真人。在明朝初期，建州女真的祖先早已迁到了朝鲜，后来他们因为在朝鲜受到打击，呆不下去了，这才向明朝中国请求庇护，当时明朝的皇帝出于仁慈心理就把建州女真安置在了东北地区。正因为这个原因，民国历史学家孟森先生说满清的先祖受明朝的恩惠特别深厚。
　　后金集团在当时提出的分裂独立要求，与现在的东突、藏独，其实在性质毫无区别，程度上则更为恶劣！而且当时辽东大部分地区的大部分人口还是汉人，明朝政府断然拒绝他们的要求也是完全正当合理的。
　　在这以后，后金及随后的满清始终是外国自居，始终没有把自己当成中国的一部分，始终推行赤裸裸的民族歧视、民族迫害、民族屠杀的政策，企图从精神和肉体上奴役广大汉族百姓，这些都足以说明这个政权的性质是什么！
　　我们可以说东北的土地是中国的，那里的大部分人民包括大部分女真人都是中国人，但唯独不应该说后金和满清的统治集团是中国人，因为他们自己不承认自己是中国人，我们又怎么能把自己的意愿强加在他们的头上，这岂非是太不尊重他们了？
　　当满清政权乘着明朝中国发生内乱，入关进行征服屠杀的时候，这已经是典型的外国外族政权对中国的侵略、征服、屠杀。这与某些人所谓的“改朝换代”有本质性的区别：满清的侵略，始终伴随着对广大平民的疯狂杀戮，对汉民族和其他反抗他们的少数民族的残酷迫害，通过“留头不留发”的民族屠杀强行改变汉族的服装风俗和民族传统。如果这种行为都不叫侵略，那么世界上就可以取消“侵略”这个名词！

　　中国的概念，古今是不同的，古时候或者说历史上的“中国”特指汉人政权统治的土地，而今天的中国则是一个东亚民族的大一统国家。国家的土地有多大，是由实力决定的，满蒙打下的土地和今天的国土并无直接法律继承关系，今天的国土面积是今天中国实力的体现，未来因应实力的消长，中国的国土面积肯定会不断变化。
　　历史上的蒙古帝国是很不屑于中原民族的文明的，蒙古的史书上一举例子就是波斯怎么着，亚历山大大帝怎么着，因为他们在征服中国之前已经接触了伊斯兰文明和基督文明，所以就很难再被儒家文明征服。因为蒙古人什么都见过，什么教都信，蒙古很多皇帝都是基督徒，因此他们就抱着这样一种态度，觉得你中国文化也不过如此，也没比别人强。所以，蒙古历代公王在统治中国期间的禁止入住中国的宫殿，即使在大都（北京）都只是住在自己的帐篷中。文化方面更是鄙视中华传统文化，蒙古人不学汉语及汉人的文化，蒙古派到各地去做镇守的那些达鲁花赤们大多不会说汉语。引用袁腾飞的一段话：“忽必烈有一点汉化，但也只是粗通汉语，自从蒙古入主中原之后，后面的蒙古皇帝基本上连汉语都不会说，整个是外国人统治中国。”所以根本不存在蒙古人被同化的问题，而是刚好相反，但因为两民族融合不大，蒙古人以烧杀抢掠为主，所以真正的融合几乎只发生在强奸的过程和之后！这就是真正的元史！
　　蒙古跟我们不是一个国家，蒙古国的货币上印的是成吉思汗，我们没必要把成吉思汗当作祖宗，更没必要把他的所谓西征看做是中国人的骄傲。假如当初日本人征服了中国，我们难道还要歌颂日本？元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亡国灭种，没有什么可值得纪念的，更不能把它当做骄傲。你被别人灭了，还说真好，这属于恬不知耻。
　　至于“大元”这个词其实也是蒙古人弄出来忽悠中国人的。在蒙古兵占领中国，中国成为蒙古帝国的一部分之后，为了愚弄中国人的正统观念，就取了一个“大元”的别名来忽悠中国人。但在蒙古人内部，依然称其为“拖雷汗国”，正如其他的部分：察合台汗国、钦察汗国、窝阔台汗国、伊儿汗国等。蒙古人真是英明，忽悠一群蠢人居然忽悠了700多年……
　　所以，如果要对蒙古人统治的元朝下一个总结的话，非常简单，就是“屠杀”！除此以外几乎没有别的。
　　而满洲人的情况却有点不同，满洲人同样也进行了大规模屠杀，但不同的是，满洲人认为汉文化比他们的文化先进点，所以从入关以前，满洲人就在学习中国的文化，入关后虽然也杀了无数汉人，但对中国最大的影响不是杀人，而是文化同化。满洲人得天下之后，试图把这个国家彻底吞并，长久坐江山。所以他们学习中国文化的同时也开始按照他们的意愿来篡改中国历史，用他们的语言文化同化中国。而结果很多网友都应该知道了，中国古代的史书典籍在康熙、乾隆的修史过程中基本上被毁灭一半以上，满清编写《四库全书》过程中所实行的文字狱，可以因为藏古书而杀头，冤狱杀人无数。加上后来对儒道释等宗教的影响，整个中国的历史和文化基本上被满洲人同化、摧毁大半。主持修定《四库全书》的千年第一大汉奸纪晓岚竟然被拍成五部一体的偶像剧并且在官方主流电视台连续不断地播出将近十年，这基本上是对中华文明最大的讽刺之一。现在所谓的国语普通话更是满洲语和汉语的混合体，大量汉语方言特征和传统用语被抛弃，基本上是满洲人学外语搞出来的怪胎，根本不能代表真正的中华文化。
　　今天，我们从官方教科书里面学到的历史大部分是经满清篡改过的历史，而不是真正的中国历史，这是最令中国人痛心的地方！如果说蒙古的统治换来的是“屠杀”，那么满洲人统治的结果就是“文化灭绝与精神奴化”！！！现代人别以为自己懂点国学就懂得中国历史文化，因为你学的其实只是半吊子的满洲国学而已。
　　今天所谓的中国国语(普通话)，其实是满洲语和汉语的混合体，是满洲人学汉语搞出来的怪胎；国粹京剧其实是满人的艺术；相声和小品，就是两个清朝奴才在主人面前一唱一合的生活再现。今天还被奉为至宝的所谓的“国服唐装”，实际就是满人的旗袍马褂。通古斯满洲人也曾经效仿蒙古人的做法，把人分为四等，满洲人和蒙古人高高在上，八旗子弟甚至可以不劳而获，坐享荣华富贵，而汉人在清朝的真实姓名，叫做 “奴才”。
　　相对于“屠杀”和“文化灭绝”，我更痛恨后者。后者对整个国家和民族的影响贻害至今，甚至到更远的未来。中华文明如果要逃脱被灭绝的命运，西化是唯一的选择。原因就是欧洲比其他种族更早发现和确立真正自然的逻辑哲学，所以他们的科学文化能够领先于全球，而这种来自于自然的哲学科学文化却被国人贴上西化的标签，排斥于中华文明之中。这是中国最可悲的地方！
文化是一个国家的软实力，是一个国家综合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官方主流媒体却费尽心机地粉饰美化满清的黑暗统治，长期坚持不懈地为满清歌功颂德，官媒的价值观已堕落到无以复加的程度。从表象来看，这绝对是在开历史的倒车，竭尽全力地为封建专制和人格奴化作张本。
　　打开电视，各种歌颂满清的影视剧经常铺天盖地袭来，从《康熙大帝》、《宰相刘罗锅》、《还珠格格》、《七品李剃头》、《施琅大将军》、《大清王爷尚可喜》、《李卫当官》到《康熙微服私访记》（十年更新五部）、《铁齿铜牙纪晓岚》（十年更新四部）、《少年天子之顺治王朝》,再到《康熙王朝》、《雍正王朝》、《乾隆王朝》、《大清风云》、《太祖秘史》、《孝庄秘史》、《康熙秘史》、《嘉庆皇帝》、《少年嘉庆》、《咸丰王朝之一帘幽梦》、《甄嬛传》、《慈禧秘史》，掰手数数清朝的十来个统治者差不多都要拍完了，这些片子大部分是在央视与各省市电视台的黄金时间轮流播出，也不知道他们哪里来的这么大的瘾？难道搞这些片子的人都是前清八旗子弟的后裔？
　　如此念满清老祖宗的好？难得是要寻找“和谐盛世”的满清范本？满清奴隶制式的封建专制不知道让中华民族遭受了多少屈辱与苦难，但搞这些辫子戏的人却罔顾扬州十日、嘉定三屠、江阴八十一日、广州大屠杀等肉体毁灭与留头不留发、大兴文字狱、销毁古书、篡改史籍等精神文化摧残，挖空心思地为满清歌功颂德。这些辫子戏蕴含了许多封建糟粕与腐朽思想，不知道潜移默化地毒害了多少人？尤其是在中国当前腐败形势如此严重的时候，这种宣传腐朽没落事物的辫子戏却铺天盖地，没完没了的左一出，右一出的狂播，这种现象正常吗？
　　当满清皇家辫子剧"正经"完了，就兴"穿越"这一出了，又开始一场无节制的自我意淫。一群不尊重历史的傻冒编剧导演们，精心于穿越，而每穿必到清朝，将最黑暗、最没落、最恶心的腐朽制度粉饰美化成人间最美满的制度，故事情节往往是在某些小女子与某阿哥在皇家御花园里一起看流星雨，并像发情的母猪一般，争风吃醋地看着某阿哥，心里想着能垂幸，做二奶三奶几百奶都在所不惜，只望沾沾皇家雨露。
　　影视剧里面"穿越"不说，现实社会里也兴"穿越"这玩意儿，一群傻冒在大庭广众之下堂而皇之地玩起了借尸还魂，男的穿着满清的僵尸马褂在天坛搞"鞑服祭天"，三叩九拜，女的也穿着满清旗袍在先蚕坛搞"鞑服祭蚕"，招摇过市……，真是一帮数典忘祖的渣滓奴才！
　　不宣扬真正先进的文化，不引导国人做个正直向上的人，不探讨民主制度，更不接受民主教育，却要用腐朽没落的满清旧文化来禁锢中国人民的思想与思维，费尽心机地要为腐朽专制的复辟摇旗呐喊，都是些什么玩意儿啊！
　　民主革命先驱孙中山先生遗训：“革命尚未成功，同志还须努力！”——此言非虚，辛亥革命已经过去一百多年，辫子虽除，但奴性却未去。看看现代中国人的奴才德性，无论是谁都唯领导意志办事，而非遵循基本的社会准则，这一切以说明很多中国人骨子里还是充满了满清统治遗留下来的奴性。
现在的很多人都知道侵华日军曾经在中国犯下大规模屠杀、强奸、纵火、抢劫等战争罪行与反人类罪行，其中典型的案例是南京大屠杀。据二战结束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和南京军事法庭的有关判决和调查，从1937年12月13日攻占中华民国首都南京开始，日军在南京持续进行了大约6周的大屠杀，这期间有30万以上的中国平民和战俘被日军残忍杀害，约2万中国妇女遭到日军奸淫，南京城的三分之一被日军纵火烧毁。中国人永远不会忘记日本鬼子的滔天罪恶。

　　1937年抗战爆发之前，中国总人口约有五亿七千万人（参见葛剑雄《中国人口史》），在八年抗战期间，中国军民伤亡3500万人以上，9500万人成为难民，中国直接经济损失约为6500亿美金（当时35美元兑换1盎司黄金）。还有估计认为，中国抗战伤亡人口总计可能在4100万上，包括战时失踪、被俘人数，战争直接给中国造成的死亡、伤残及失踪等项人口损失共计超过4500万人。抗日战争期间，中国人口损失约6%至8%。

　　历史上，除了日本侵华期间的南京大屠杀之外，蒙元和满清也曾经在中国进行大屠杀，而且规模更大，遇难者更多，但是现在的很多人却对此知之甚少。

　　13世纪，蒙古帝国侵略中国，先后用了70多年的时间，分很多次进行。在蒙元入侵之前，中国境内包括南宋、金国、西夏、大理，共有人口约一亿二千万以上（也有学者认为是一亿四千万）。但是1279年蒙元灭亡南宋，最终占领整个中国之后，整个中国境内人口只剩下五千万人左右，约7000多万人口直接或间接地死于蒙古人的武力征服过程中，人口损失约60%以上。

　　在当时的金国境内，被蒙古人屠杀的汉、女真等民族人口占中国北方总人口比例的约90%，其中忽必烈自己估计蒙古人在中国北方直接屠杀了一千八百万人，西方史学家的估计是三千万。这在专业书籍《元朝史》中也有相应的描述：北方大地被杀得千里无人烟，再加上强奸妇女、绑架奴隶，把驱赶平民填平防御沟壕，其凶狠、残暴程度，是世界上任何其他种族灭绝行为所难以相比的，包括臭名昭著的德国纳粹和日本军国主义。蒙古兵所到之处，想尽一些办法把当地人口杀干净。除了直接进行大屠杀，还焚烧所有的粮仓和房屋，使得逃走的平民百姓在冬天冻死；践踏破坏农田和灌溉系统，使得当地人以后完全没有食物来源而饿死；用腐烂的尸体去污染水源，使得大量人口饮水后染上疾病而死亡。把老百姓赶到河里、海里淹死。有些地方有幸存者，那是因为蒙古军队人少，一时找不到他们，或者是急着要出征别处，即使没有来的及杀完，就出征了，也一点也不能说明那些屠夫有半点残余的良心。被屠杀城市的幸存者也住不满城市一角。根据蒙古征服前和征服后人口数量，可以推测蒙古人至少杀了多少人。

　　蒙古人的屠杀造成了中国北方人口大幅减少，其幅度触目惊心。金章宗泰和七年(1207年)，金国统治的北中国，包括现在的北京、河南、河北、山东、山西、陕西等地，共有人口七百六十八万余户，约4581万余人，1234年蒙古灭金后，只剩下87万余户，约475万余人，北方人口锐减了90%（引自尚铖主编《中国历史纲要》1955年1月版第273页）。而且这个数字一直保存到元末甚至明初，即使有几百万人口逃到南方，那么也至少屠杀了80%至90%。据记载，宋人到中原后发现，中原地区千里无人烟，白骨遍地，井里塞满了死尸而水不可饮。后来，朱元璋建立明朝，发现北方大地一片荒凉，河南、河北、江苏北部、山东西部等地都是千里无人区，于是就从南方迁移大批民众去北方。史料记载，金国首都中都（今北京）是人口过百万的繁华大都市。但是1215年，蒙古军攻下金国中都（今北京），然后在那里进行了为期一个月的大屠杀，全城几乎没有幸存者，随后蒙古军队将中都（今北京）全城焚毁，这也就是现在北京几乎见不到明代以前建筑物的原因。一年后，一个外国使者写下了这样的描述：“（中都）城内没有一座没被烧毁的建筑，街道上因为布满了被烧化的人的油脂而滑溜难行，城市背后有一座全部由人骨堆成的骨头山。”这一百几十万人几乎都在蒙古军的屠城过程中遇难。

　　在南宋境内，蒙古军屠城二百多座，例如常州屠城，仅陕南一带双方交战后，宋军阵亡士兵和被屠杀的百姓就达数十万。蒙古兵曾经在成都进行了大屠杀，“城中骸骨一百四十万，城外者不计”（元代贺清泉《成都录》），“蜀民就死，率五十人为一聚，以刀悉刺之，乃积其尸。至暮，疑不死，复刺之”（元人《三卯录》）。在蒙古帝国屠杀前，四川人口至少有1300多万人，而在蒙古军屠杀后竟然不满80万人。蒙元灭亡南宋之后，得户九百三十万，与宋宁宗嘉定十一年(1218年) 的户数一千三百六十万相比较，减少了约30%。按每户5人计算，南宋境内被屠杀人数约2200万。由于南宋军民英勇抵抗了四十多年，蒙古贵族不得不停止种族灭绝，减少了屠杀的次数，改用召纳汉奸的手法来获得更多的利益。这样才使得中国江南地区的人民没有遭到像中亚、中国北方和四川那样种族灭绝的惨祸。中国南方地区没有遭到中国北方那样的彻底毁灭，在一定程度上保持了过去的繁荣，这是中国人民英勇抵抗的功劳，绝不是蒙古强盗慈悲心软的功劳。马可波罗在中国见到的繁荣，是蒙元没有破坏干净的结果，而绝不是象今天颠倒黑白的历史学家说的那样，是蒙元帝国治理的结果。

　　按照最保守的估计，金国和南宋境内至少被屠杀了6300万人，金国完颜皇族尽数被屠，这还不包括西夏遭到蒙古军屠杀而灭绝的党项族人，以及遭到种族灭绝的契丹人。明初，河南、河北、江苏北部、山东西部都是千里无人区。甚至包括北京、陕西、江准一带。在蒙古人杀戮和统治下，中国丧失了7000多万人口。蒙古帝国在中国境内的种族灭绝，作为世界记录，被放在《吉尼斯世界记录大全》1985年版。直到元朝末年，1352年，蒙古统治者还对徐州、杭州的平民百姓进行了野蛮的大屠杀。当时的元朝丞相伯颜还提出屠杀张、王、刘、李、赵五姓汉人，只是由于红巾军起义的奋起一击，这项种族灭绝政策才没能得到执行。

　　自1644年清军入关，到1681年占领中国全境，满清在中国转战烧杀了37年，方才初步征服中国。短短三十几年间，残酷的战乱与满清的疯狂大屠杀使中国人口从明朝后期的两亿多人剧减至清朝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的1900万，中国人口减少了90%以上！

　　清朝初年，当时整个中国“县无完村，村无完家，家无完人，人无完妇”，汉人中有思想、敢反抗的忠勇之士几乎都被满清屠杀殆尽，留下的大部分是较为顺服的“奴才”。鲁迅先生说：“满清杀尽了汉人的骨气廉耻。”其实东方落后于西方，正是始于满清的建立。尽管，在满清统治中国的二三百年间大兴文字狱，肆意篡改史料，但仍然掩盖不了满清曾经长期大规模地疯狂屠杀中国人的事实。

　　明朝末年，全国官方统计中国人口约为51655459人（《明熹宗实录》卷4），也即约5165万人，时间为明光宗泰昌元年（1620年），但这个人口数字当然是不完整的。史学家通常认为，明代官方统计的人口实际上仅是官方所掌握的缴纳赋税的人口数量，实际人口总数其实被大量隐瞒。

　　很多国内外的很多人口学者普遍认为，明朝时期中国的实际人口数量大约在1亿到2亿之间，可以参见葛剑雄、曹树基所著《对明代人口总数的新估计》（《中国史研究》1995年第1期），高王凌所著《明清时期的中国人口》（《清史研究》1994年第3期）。尤其是人口学权威葛剑雄在《中国人口发展史》中指出：“（明朝）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应有1.97亿人。万历二十八年以后，总人口还可能有缓慢的增长，所以明代的人口峰值已接近二亿了。”而有些乐观的西方学者则估计在1600年左右，明朝人口为2.3亿人，甚至还有峰值2.9亿的估计。综合来说，人口史学界的主流观点认定明朝末年中国总人口在2亿人左右。

　　而与明朝末年的人口相比，满清官方最初统计的全国人口为10633326人（《清世祖实录》卷61），也即约1063万人，时间为清世祖顺治八年（1651年）。与明光宗泰昌元年的51655459人相比，清朝初年的实际人口至少减少了4100多万人。

　　在满清占领整个中国之后的清圣祖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也即满清入关后第38年，全国人口也只有19432753人，仅相当于明光宗泰昌元年（1620年）人口的36%，也即人口损失约三分之二以上！

　　在1650-1670年之间，中国境内的残酷战乱和满清的疯狂大屠杀，一直没有停息，换句话说，这个时期的中国人口增长率，显然是很低的。其中固然有大量死于灾荒的人口，但由于满清控制全国，所以因为外迁减少的人口，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而在考虑了上述因素的情况下，推定当时中国有几千万甚至超过1亿人口，直接或间接地死于满清的大屠杀，这是有充分依据的,甚至可以说是很保守的推算。

　　由上述情况分析，在满清基本控制中国大陆的1661年左右，中国的最高人口总数，与明末公认的人口总数相比，大约减少了约1亿2000万到1亿5千万以上。如果考虑到新出生人口，则人口损失总数更是巨大。

　　蒙元、满清为什么不是中国？
　　http://bbs.tianya.cn/post-free-2919989-1.shtml
　　蒙元、满清算不算中国史？如果是征服者来说，蒙元、满清愿意成为中国史就是中国史，不愿意成为中国史就不是中国史。而事实上，他们用自己的行动和语言说明了，他们不承认自己是中国史。

　　至于被征服者，在他们统治期间完全丧失了评价侵略者“是不是中国史”的资格，无论“汉人”、“南人”还是“奴才”，他们心里想什么只有他们心里清楚，但至少那些用鲜血奋斗的真正代表宋朝和明朝血脉的精英和平民们，他们已经用生命的代价说明了一切。

　　1、侵略者用行动证明了他们非中国：在入侵期间，蒙元屠杀北宋两百余城，在北方已屠杀3000多万华夏人民。宋朝中国超过1.2亿人口，蒙元统治时期锐减至5000万，约7000万人口死于非命，人口损失6成以上；
　　满清则通过修改史册湮灭证据，但仍有统计指出明朝后期的人口其实已有两亿多人，至满清顺治十七年仅剩1900万，1.8亿人口殒命，竟然是蒙元的两倍以上，人口损失9成。这说明他们仇恨这个文明，他们仇恨这个族群。这种无端的战争和残酷的罪行，只能证明，中国没有这种人，中国人也不会承认这种人。
　　1636年，皇太极正式改国号为“大清”，即位称大清皇帝。即这是两国并立，如同越南独立于明朝。

　　2、侵略者的身份证明了他们非中国：无论是成吉思汗、蒙哥、忽必烈；还是努尔哈赤、多尔衮、皇太极、顺治、康熙、乾隆，从未在身份上承认他们是中国人。他们都起源于古代胡族或通古斯野人。虽然出身往往不是决定性的，但他们以这样的身份从境外之域起兵攻打华夏，已经证明了这是五胡乱华在华夏大地的延续；而五胡乱华者，其成立的所谓五胡诸国均未被承认为华夏正朔。

　　3、侵略者用语言说明了他们非中国：与其说蒙元不用汉语作为官方语言，不如说蒙元几乎没有官吏会使用汉语，哪怕金元虏语（普通话）都无法使用；满清立定的国语也是满语。蒙古皇帝从入侵到定都从未承认过自己跟中国有任何关系的身份，倒更像把大都当作其蒙古帐篷安营扎寨的地方。

　　4、侵略者用真心话证明了他们非中国：
　　满清皇帝更为直接，在所有皇帝中，不得不系统写书进行反驳的，乃因为统治基础遭到华夷之辩颠覆，而在其《大义觉迷录》大放厥词的雍正酋长。我们终于可以找到某些撒谎和栽赃的鼻祖了：
　　“如中国之人，轻待外国之入承大统者，其害不过妄意诋讥，蛊惑一二匪类而已”“而中外臣民，既共奉我朝以为君，则所以归诚效顺，尽臣民之道者，尤不得以华夷而有异心。此揆之天道，验之人理，海隅日出之乡，普天率土之众，莫不知大一统之在我朝”“盖我朝龙兴，不由中土而起于满州，由满州而至中国，地之相去数千余里”“在逆贼等之意，徒谓本朝以满洲之君，入为中国之主，妄生此疆彼界之私”“今逆贼等于天下一统，华夷一家之时，而妄判中外，谬生忿戾，岂非逆天悖理，无父无君，蜂蚁不若之异类乎？”“且逆贼吕留良等，以夷狄比于禽兽，未知上天厌弃内地无有德者，方眷命我外夷为内地主，若据逆贼等论，是中国之人皆禽兽之不若矣。又何暇内中国而外夷狄也？”“况明继元而有天下，明太祖即元之子民也。以纲常伦纪言之，岂能逃篡窃之罪？至于我朝之于明，则邻国耳。且明之天下丧于流贼之手，是时边患肆起，倭寇骚动，流贼之有名目者，不可胜数。而各村邑无赖之徒，乘机劫杀，其不法之将弁兵丁等，又借征剿之名，肆行扰害，杀戮良民请功，以充获贼之数。中国民人死亡过半，即如四川之人，竟致靡有孓遗之叹。”““如中国之人，轻待外国之入承大统者，其害不过妄意诋讥，蛊惑一二匪类而已。原无损于是非之公，伦常之大。倘若外国之君入承大统，不以中国之人为赤子，则中国之人，其何所托命乎？况抚之则后，虐之则仇，人情也，若抚之而仍不以为后，殆非顺天合理之人情也。假使为君者，以非人情之事加之于下，为下者其能堪乎？为君者尚不可以非人情之事加之人于下，岂为下者转可以此施之于上乎？”“夫我朝既仰承天命，为中外臣民之主，则所以蒙抚绥爱育者，何得以华夷而有殊视！而中外臣民既共奉我朝以为君，则所以归诚效顺，尽臣民之道者，尤不得以华夷而又异心”
　　——通观雍正酋长言论，他不认为自己是中国人，从建国，当“入主”中国，乃是外国，当然这是事实；但他定位自己本朝为“中外臣民之主”，因华夷之辩指责中国人禽兽不如；并努力为满清的蛮夷身份开脱，而且居然声称是因为明朝统治无德，而灭了明朝的反叛势力是倭寇以及各个村庄的无赖，同时承认因为上述原因才导致中国人口损失过半，这样满清的屠杀和淫虐全部栽赃给倭寇和无良村民了。如果是日本侵略者这么说，今之中国必定同声抗议，而出之满清之口，却似船过水无痕，无人关注也无人反对。
　　《天聪实录稿》记载：满洲国汗谨奏大明国皇帝：“小国起兵，原非自不知足，希图大位……”
　　多尔衮致史可法书，称明朝为“中国”，自称为“我国家”《清世祖实录》卷六，顺治元年七月壬子。
　　顺治：”满洲与明，“自〔清〕太祖、太宗以来，本为敌国。”
　　慈禧则说：”清非中国，辫子不能去，辫子去中国不亡则大清亡。《清宫两年记》也提到他们不是中国人，却是中国人的主子。“
　　满清一贯自称独立于中国之外，和中国历史上一些地区、国家的暂时独立不同，前者缺乏文化和根本价值的认同，而后者或者是宗族纽带的分国，或者有共同承认的皇室代表，有的则争相称谓自己为华夏正统。这里比如三家分晋、汉灵帝治下分三国等等，即共同的文明系统内产生的争斗，这种内斗不导致大规模屠杀平民和种族清洗。满清一，不在文明系统中，二，从外国入侵，三，反人类的种族屠杀暴行，已经超越了权力之争、族群之争，成为国家战争。在族群和国家两相因素结合下，出身胡虏的满清暴行展露无遗，其惨绝人寰的程度创下了人类史上的一项纪录。

　　《中国》的定义，是一个历史上相对稳定的文明，一群相对稳定的族群，通过相对正当的方式传承下来的各个朝代的共同体。
　　在这个过程中，疆域变化是肯定发生的，但在这个过程中，族群主体却相对稳定，即华夏族群为主体以及各和平相处的其他族群构成；这个国家，各个朝代需要通过相对正当的方式传递统治权力的正统性，也就是在那个历史时期相对正义的手段取得政权，凡是依靠入侵和大规模屠杀，尤其是对平民的屠杀就丧失了正统性。
　　符合上述条件的，才成为中国，中州、中夏、中土等等……。

　　如果这个国家，被一个外国族群彻底入侵，全民被大规模屠杀，这就是意味着国家主体发生变更，就算人口没有被屠尽，但是新来的统治者已经彻底丧失了合法性，也就是非法政权，其当时入侵的人口也成了非法入侵者。这一概念并没有排除那些虽然祖先是非法入侵者，但客观在在此地出生的后代，拥有该国国籍。

　　《中国》的定义，是一个历史上相对稳定的文明，一群相对稳定的族群，通过相对正当的方式传承下来的各个朝代的共同体。

　　在这个过程中，疆域变化是肯定发生的，但在这个过程中，族群主体却相对稳定，即华夏族群为主体以及各和平相处的其他族群构成；这个国家，各个朝代需要通过相对正当的方式传递统治权力的正统性，也就是在那个历史时期相对正义的手段取得政权，凡是依靠入侵和大规模屠杀，尤其是对平民的屠杀就丧失了正统性。

　　符合上述条件的，才成为中国，中州、中夏、中土等等……。

　　如果这个国家，被一个外国族群彻底入侵，全民被大规模屠杀，这就是意味着国家主体发生变更，就算人口没有被屠尽，但是新来的统治者已经彻底丧失了合法性，也就是非法政权，其当时入侵的人口也成了非法入侵者。这一概念并没有排除那些虽然祖先是非法入侵者，但客观在在此地出生的后代，拥有该国国籍。

　　宣扬汉族历史的正是坚决维护国家统一的仁人志士。蒙古和新疆自古属于中国，大唐的安北都护府和西域都护府可以为证。西藏和远东（不光东北，现在被俄罗斯占领的远东领土也算）自古属于中国。大明的奴儿干都司和乌斯藏都司为证。

　　另：不懂历史就不要胡扯，就是那些鼓吹民族大团结的人才是真正的居心叵测吧，把东北说成是满族人的发源地，而对满人祖先实际上是明代从俄罗斯的通古斯迁移来避难的事实视而不见，妄图建立独立的满洲国，分裂自古以来就属于中国的东北领土，真是居心叵测（而海参崴等远东领土早被通古斯酋长卖给俄罗斯了）。

　　正视历史，对历史上民族侵略、屠杀、压迫的暴行进行严厉谴责也绝对不是背离国家整体利益。恰恰相反，那些对历史极尽隐瞒粉饰歪曲之能事的人，才是打着维护国家整体利益的旗号，抽空了国家利益本身，让国家利益成为空中楼阁！

　　回顾历史，满清的前身——后金统治集团先是以民族分裂分子面目出现，借用明朝中央政府给予其的官职地位起家，在东北地区大肆抢劫屠杀，实行疯狂的民族迫害，危害大量无辜平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后来更发展到要求与明中央政府分庭抗礼，完全从中国独立出去。

　　而事实上东北地区在洪武永乐年间就已经是明朝中国的领土，当时的奴尔干都司控制范围远大于现在满清统治后的东北地区，远达外兴安岭以北，还包括了库页岛。即便到明代中晚期军事衰落的时候，现在东北的绝大部分地区，以及重要城市也都在明朝政府的直接控制管辖之下。而后金集团的核心建州女真和许多人想象的相反，他们恰恰不是东北的土著居民，在明朝初期的时候，他们的祖先还在朝鲜，后来是因为在朝鲜受到打击，呆不下去了，这才向明朝中国请求庇护，当时明朝的皇帝出于仁慈心理就把他们安置在了东北地区。正因为这个原因，民国历史学家孟森先生说满清的先祖受明朝的恩惠特别深厚。

　　可以说后金集团在当时提出的分裂独立要求，与现在东突、藏独，性质毫无区别，程度上更为恶劣！东突、藏独还没有当时后金独立分裂分子如此凶残，如此疯狂进行民族屠杀和抢劫掠夺，而且当时辽东大部分地区大部分的人口还是汉人，明朝政府断然拒绝他们的要求是完全正当合理的。

　　在以后，后金及随后的满清始终是外国自居，始终没有把自己当成中国，始终推行赤裸裸的民族歧视，民族迫害，民族屠杀的政策，这些都足以说明这个政权的性质是什么！

　　我们可以说东北的土地是中国的，大部分人民包括大部分女真人后裔是中国人[6]，但惟独不可以说后金和满清的统治集团是中国人，因为他们自己不承认自己是中国人，我们又怎么能把自己的意愿强加在他们的头上，这岂非是太不尊重他们了？

　　当满清政权乘着明朝中国内乱，入关进行征服屠杀的时候，这已经是典型的外国外族政权对中国的侵略征服屠杀。这和某些人所谓的改朝换代有本质性的区别，满清的侵略，始终伴随着对平民的疯狂杀戮，对汉人和其他反抗他们的少数民族的残酷迫害，对汉族的服装风俗的强行改变。如果这样性质的行为，不叫侵略，世界上就可以取消侵略这个名词！

　　如果某些人认为给满清政权涂脂抹粉是所谓从国家整体利益考虑，那么历史重演时，难保他们不会对分裂国家的行为，民族屠杀民族迫害的行为，其他国家其他民族侵略中国的行为也同样涂脂抹粉，甚至大声叫好，推波助澜。对已经发生的历史，对后果与丑恶已经彻底暴露，彰显无疑的历史都不能正确评价的人，又怎么能指望他们对现实对未来作出更明智的判断？

　　3、任何朝代更替几乎都伴随血腥暴力，但有一种“更替”与人民对当权者不满起义更换朝代不同的是，从境外组织军力对整个国家进行入侵和屠杀，这两种“更替”性质是完全不同的；一种是人民起义，一种是诸侯内战，一种如同日本入侵。而前二种却不直接大规模屠杀平民，偏偏是后者才会发生。为什么？因为为了灭国必须灭民，否则灭国就不成功。请搞清楚概念！

　　5、有人即使能证明唐朝皇帝李渊有鲜卑血统（李渊父系属于华夏汉人，母系有鲜卑血统），又能说明什么呢？他们是通过入侵，大规模屠杀平民才统治中国的吗？当然不是！正因为他们不这样，他们崇尚这个国家的文明，努力善待整个国家的文明，所以中国人才把他们当作自己人，唐朝、明朝从来就是在中国正朔朝代之列。

　　以上中国，请勿僵化理解为近代“中国”称呼，中国称呼有很多种，中土、中夏、华夏、国中、中州……但它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稳定的文明、稳定的族群、相对稳定的语言、甚至相对稳定的血统。最重要的是，它们有人类历史上相对正义的继承关系！三皇五帝时期、夏、商、周、秦（争议）、汉、三国、两晋、南北朝（部分争议）、隋、唐、五代十国（部分争议）、宋、明！

　　思想透彻，才能信念坚定！我们可以相信这些人维护国家整体利益这一信念的真诚，但这种真诚不过是外界的灌输，暂时的影响，不过是他们头脑中一个孤零零的浮岛。没有深刻的理解，没有逻辑的一致，没有思维的贯通，没有心灵的融彻，那么他们所谓维护国家整体利益的信念不过是外表冠冕堂皇的高楼，实则却没有地基做支撑，稍有变故动荡，就崩塌成为废墟。

　　既然满清的分裂屠杀、侵略奴役可以被他们美化成所谓统一，用武力强迫改变数千年来的衣冠制度可以被美化成风俗的同化，长达百年的文字狱和禁书毁书可以被他们美化成文化的融合，把“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以夺志”“士可杀不可辱”观念彻底歪曲成奴才式的效忠可以被美化成对儒家传统的继承发扬，那么如果现在东突实现了事实上的独立，把新疆从中国割裂出去，并且再继续向中国其他地区扩展，最终彻底征服中国，强制推行伊斯兰教的风俗信仰，按照这些人的奴才逻辑，也一定可以唱出同样热烈的统一颂歌！

　　既然满清统治者这样完全否认自己是中国人，其文化习俗也和中国主体民族以及大部分少数民族相差十分悬殊，文明程度极为野蛮落后的政权，所进行的疯狂屠杀征服，在一些人看来不是侵略，而是所谓“兄弟阋于墙”，那么如日本这样从文字到服装、建筑、风俗都和中国文化有着深厚渊源，文明程度也和中国接近的国家对中国进行侵略征服，在汉奸们看来，岂非有更充足的理由可以证明成“兄弟阋于墙”。真要论血统，不是还有徐福度海的传说，可以把日本人（或者至少是日本人的一部分）说成是徐福后代么？把这种汉奸逻辑一直推延下去，凡是任何其他民族来侵略奴役中国，都以投降为宜，因为不管如何，只要被侵略成功了，奴役成功了，那以后就都是兄弟了，都可以挂上统一，融合的伟大招牌了！

　　总之某些人所谓的从国家整体利益考虑，来为满清罪行开脱，其实质不过是彻底把国家利益虚无化，空洞化。他们连逻辑上保持一致，对历史和未来的同类事件以同样标准来衡量都做不到，更何谈其他！他们也可以找出种种理由来牵强弥缝，比如证明满清政权不是外国啊，本来就是中国啊，满清的民族屠杀，民族迫害如何可以谅解啊，如何不得已啊，等等。但这些理由牵强之程度，连他们自己都说服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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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华夷之辨VLv 7 时间：2014-03-28 22:07:57

　蒙元和满清征服中国的时代是带给华夏人民极大灾难和深重杀戮的外来征服时代，蒙元和满清统治中国的朝代，恰恰是我们华夏民族衰弱、屈辱的时期。

　　“统一神圣论”。持有这种观点的人认为：中国历史上的历次大统一，不管“一统者”是何种种心态和身份，不管对对社会发展造成多大阻碍和破坏，不管人民遭受了多大痛苦，只要是在形式上占领了中国版图，就说是“神圣的统一”、“顺应了历史潮流”、“符合人民的愿望”。这种历史观很容易造成一种悖论：如果抗日战争失败，我们是不是要庆祝大东亚从日本海峡到唐古拉山的“神圣统一”？
　　答案当然是否定的，可是这种历史观曾经被日本人利用并在日本占领区内迷惑了很多人。
　　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历史上有几次统一确实是结束了毫无意义的战乱，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使社会置于了一种相对健康的秩序之下，而有几次的“统一”却是历史的倒退，统治者对当时的中国民众毫无同胞感可言，社会处在了一种相对扭曲的，畸形的秩序之下，他们“维护统一”的目的仅仅是为了满足自己的掠夺欲望，一但丧失了种种“特权”便会不顾一切地反过来分裂中国，全力谋求“独立”（如近代的伪满）。如果违背历史事实强行把这两种统一混为一谈的话，只能是埋下了一个大大的隐患。在有着“当代汉奸”之称的赵无眠、马立诚等无耻之人已经开始为日本侵华罪行翻案的时候，谁能说这只是一种偶然呢？

　　在任何理论伪装下的侵略者永远是侵略者，在任何理由掩饰下的汉奸永远是汉奸。我们需要一根耻辱柱，一根健康历史观铸造成的耻辱柱，那些侵略者和汉奸们将无处逃遁地钉在上面，受到永远的谴责！

　　内忧外患的明末乱世，后金与大明朝争锋的N年间，生灵涂炭，大量汉民被掠为奴。1644年，落后的尚处于农奴制社会的满族大举入关。由此，中华民族特别是中原民族和南方民族陷入了水深火热之中。

　　自1644年起，之后若干年，无数明朝军民死于满清的大屠杀。南方发达的商品经济荡然无存，明朝后期蓬勃的资本主义萌芽灰飞烟灭，许多科技、文化成果毁于一旦。随着大量有民族气节的知识分子和平民百姓的丧生，中国整体的国民素质大幅下滑。中国人的民族精神也从此长久阳萎达二、三百年，乃至到今天似乎都没有恢复元气。

　　中华民族从明朝覆亡时起，就开始落后于西方，并且差距越来越大（直到20世纪才开始渐渐扭转这种局面）。满人在其崛起的过程中，特别是其入关后两百多年间的所作所为，虽然并非一无是处，但罪过显然远远大于功绩，在总体上可谓给中华民族造成了深重的灾难。当今天我们回过头来梳理，无论是进行纵向的古今比较，还是横向的中外比较，满人窃据并长期统治中国的结果，都在事实上阻断了历史前进的逻辑，造成了中国社会发展的总倒退。

　　总而言之，满人入关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偶然发生及其导致的严重后果，代价可谓巨大，教训可谓深切，作为炎黄子孙，我们不能不反复总结之。虽然古代中国历来都以一向代表着先进且富有平等包容精神的汉族居于主导地位，但这个中国却也并非因此而仅仅只是汉族的中国，这个中国，注定了应当永远是中华各个民族共同拥有的大中国。即便偶有少数民族如蒙古人、满人统治了中国，按照“皇帝轮流坐，明年到我家”的历史潜律，这样的情形也未必不合法，未必不合乎当时社会的机运。只是从历史事实来看，少数民族一旦暴发户般地统治了中国，大抵却并不能将中国带往更好的境界，反倒是将中国推入到种族歧视、经济落后、历史倒退的境地（这是不能不令今人感到遗憾和悲哀的）。所以历史上就发生了两次振聋发聩的汉民族光复事件。

　　六百多年前，民族英雄朱元璋曾提出“驱除胡虏，恢复中华”的口号，并成功地赢得了汉族的尊严和荣誉。一百年前，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再次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口号，并且建立了崭新的非封建制的汉族政权和国家。这两者都是多么值得庆幸！蒙元统治中国时将汉人列为第四等人之类的事情姑且不论，有关满清统治中国的状况却是分明得很的。对此，连孙中山也曾在文章中尖锐地发言说，满清统治者“贪残无道，实为古今所未有！二百六十年中，异族凌残之惨，暴君专制之毒，令我汉人刻骨难忍，九世不忘！”

　　当然，汉人需要提醒自己的是，这种“不忘”不是为了报复（比如幻想着对今天的满人也来搞一次大屠杀那就是大错特错为世界所不容了，何况今天的满人已经熔融于汉族，已经汉化得跟汉族无异了），不是为了激化民族矛盾，不是为了搞族群对立，而只是为了吸取教训以便更好地发展今日的中国。说到底，满族本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之一员，满汉大融合也早已是不争的事实，即使满族曾经犯下了如此的滔天罪过，中华民族特别是汉族，在今天和今后也绝不会以种族大屠杀之类的野蛮与血腥作为以牙还牙、以毒攻毒的手段，这是一定的。但是，面对这样巨大的罪过，我们却绝不能自欺欺人地逃避，而当义不容辞地正视之和总结之。好的就是好的，糟糕的就是糟糕的，万不可无视真实颠倒黑白，否则，就一定是这个民族的是非观出了问题。如果不能还本民族的历史以起码的真实和公道，而总在莫名其妙地歌颂某些糟糕的朝代和人物，那这个民族在世界上的其他民族看来，不是很有些自我作贱和疯狂自虐的丑陋吗？如此，又怎么能获得世界各民族的尊重乃至敬佩呢？如此，要重新树立起中国人的民族自信心与民族自豪感，又将从何说起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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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蒙古帝国席卷欧亚大陆，元朝仅仅是其殖民地之一

　　至于说元朝是中国的朝代就更加荒唐了，蒙古不是满清，蒙古史是世界级的历史，不像满清历史一样容易纂改。中国人意淫蒙古史，现在已经闹成了国际史学界的笑柄。
　　南宋末年,战乱四起,北方的蒙古金帐汗国势力不断扩大,东至太平洋,西至多瑙河畔,南到中国南海,北到西伯利亚,华夏民族也在蒙古人的铁蹄下亡国了,对于强悍的侵略者--蒙古,我国人民无力抵抗,沦为亡国奴。
　　有人说了：“中国有个蒙古族，所以蒙古历史就是中国历史。”
　　蒙古人的铁蹄曾经踏遍欧亚大陆，许多国家都有蒙古后裔。蒙古族，俄罗斯有，乌克兰有，芬兰有，伊朗有，土耳其有，匈牙利有，印度有，其他很多国家都有，并非只是中国有。如果中国人要拿蒙古帝国吹牛的话，那么乌克兰人甚至匈牙利人都能这么说。中国还有俄罗斯族，哈萨克族和朝鲜族，这又怎么解释？难道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和朝鲜的历史都是中国历史的一部分？同样道理，汉族（ Китай ）也是俄罗斯的少数民族之一，按中国人的逻辑，中国历史岂不是俄罗斯历史的一部分？我们的历史人物如汉武帝，秦始皇等岂不都是俄罗斯国籍？荒唐程度可想而知
　　又有人说了：“今天内蒙古是中国的一部分，所以蒙古历史就是中国的历史。”
　　我只能说，这种说法非常无知。今天在俄罗斯联邦中，有布里亚特共和国、卡尔梅克共和国、鞑靼斯坦共和国和图瓦共和国，这些共和国都是蒙古人建立的，中国才一个蒙古自治区，俄罗斯人是否比我们更有资格说蒙古是俄罗斯的？
　　而且，作为蒙古民族的发源地的中亚和西伯利亚大草原，现在也从不在中国境内。成吉思汗的出生地斡難河 (Онон гол)位于今天蒙古国和俄罗斯的交界处，不在中国境内。

　　还有很多人说：“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56个民族都是中华民族，不单单是汉族的国家。”
　　那我请问世界上有几个国家不是多民族国家？俄罗斯有170多个民族，俄罗斯被蒙古统治的时候，蒙古征服中国，算不算俄罗斯人的荣耀？算不算俄罗斯统治中国？如果按照这些人的逻辑，那么俄罗斯族也是今日“中华民族”56个成员之一(而且历史上曾经属于蒙古)，与蒙古族、满族应该是完全平等的，那么俄罗斯与清帝国的领土争端和战争应该是“中华民族”内部矛盾和内战了，那又为什么说俄罗斯是侵略者？难道俄罗斯族比蒙古族、满族要低贱？这岂非与“中华民族大家庭”相矛盾么？还有，既然俄罗斯族也是中国人，那么伊凡大帝、彼得大帝等俄罗斯族的大英雄也应该也是中国的民族英雄了。由此又可以延伸到，历史上蒙古人与俄罗斯人之间的恩怨也都是中华民族内部事务了。当然，中国有收复俄罗斯的义务，也是很容易推想到的。
　　其实所谓的“中华民族”只是一个政治词汇与口号罢了，实际根本就不存在这个民族，美国几乎拥有世界上所有的民族，假如“中华民族” 都能成立的话，那么“美利坚民族”也能成立。
　　美国几乎拥有世界上所有的民族，那么按中国的逻辑，全世界所有民族的历史都是美国历史的一部分,本拉登是美国人，萨达姆也是美国人，毛泽东也是美国人。呵呵，千万别笑，这就是现在中国官方和大部分人的历史逻辑。

　　说到这里，我相信仍然有人不肯罢休，甚至还有人会说：“外蒙古是从中国独立出去的，所以现外蒙古历史就是中国历史。” 以至于现在很多人嚷着说要 “收复外蒙古”。
　　尽管历史上，中国曾经短暂占领蒙古高原，中国唐朝前期（646年—682年）设置的云中都护府、瀚海都护府、安北都护府所辖地区相当于今内蒙古乌加河以北、蒙古人民共和国全部、俄罗斯额尔齐斯河、叶尼塞河上游和安加拉河、贝加尔湖周围地区。
　　但是蒙古占领中国的时间更长，其中蒙元帝国统治中国97年（1271-1368年），经历十二代皇帝，加上清帝国268年（满蒙共治），历史上蒙古总共统治中国近400年。蒙古统治中国的时间更长，所以按现代中国人的逻辑，应该是蒙古说“中国自古是蒙古神圣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才对。
　　明朝时期中国与蒙古两国依然交战, 明英宗皇帝被蒙古人抓走。在清国时代, 满蒙共治中国，满蒙贵族相互通婚，满清皇室有一半蒙古血统，当时已没有中国了。
　　进入民国以后, 虽然北洋军阀徐树铮曾短暂地占领过蒙古首都库伦 (1919年11月-1920年10月，总共不到1年) , 但很快的被驱逐出去, 蒙古也趁机收复了一些失土 (以国民政府的观点那是失地)。
　　二战结束那年, 蒙古军队曾进入张家口, 直逼北京。因此, 近百年来蒙古虽积弱不振, 但中国也处于下风。因此说蒙古是中国领土, 即使以中国的观点来看, 也很牵强, 还很帝国主义。按中国的逻辑来看，蒙古曾经征服欧亚大陆，那么欧亚大陆自古以来都是蒙古不可分割的领土，应该回归蒙古才对。

　　更有甚者说：“蒙古人今天已经被中国文化同化了，所以蒙古历史就是中国历史。”

　　对于这个观点我本来不想多作解释，因为它实在是荒唐得有点可爱。但出乎我意料的是现在抱着这句话的人居然不在少数。说蒙古被中国文化同化的人，请问今天蒙古国和俄罗斯的蒙古人说中文吗？为什么他们仍然说着蒙古语？蒙古人在统治俄罗斯时期大规模兴建东正教堂。然而他们对待中国文化从来都是持鄙视的态度。
　　元帝国制度：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医六工七匠八娼九儒十丐。儒家人士比妓女低一等，比乞丐高一等。引用袁腾飞的一段话：忽必烈有一点汉化，但也只是粗通汉语，自从蒙古入主中原之后，后面的蒙古皇帝基本上连汉语都不会说，整个是外国人统治中国。蒙古派到各地去做镇守的这些达鲁花赤们也不会说汉语。　
　　蒙古的史书上一举例子就是波斯怎么着，亚历山大大帝怎么着，因为他在征服中国之前，已经接触了伊斯兰文明和基督文明，所以就不会被儒家文明征服。因为蒙古人什么都见过，什么教都信，蒙古很多皇帝都是基督徒，因此他们就抱着这样一种态度，觉得你中国文化也不过如此，也没比别人强。
　　蒙古跟我们不是一个国家，蒙古的货币上印的是成吉思汗，我们没必要把成吉思汗当作祖宗，更没必要把他的所谓西征看做是中国人的骄傲。假如当初日本人征服了中国，我们难道还要歌颂日本？元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亡国灭种，没有什么可值得纪念的，更不能把它当做骄傲。你被别人灭了，还说真好，这属于恬不知耻。
　　至于“大元”这个词也是蒙古人弄出来忽悠中国人的。在蒙古占领中国，中国成为蒙古的一部分之后，为了愚弄中国人的正统观念，就取了一个“大元”的别名来忽悠中国人。但在蒙古人内部，依然称其为“拖雷汗国”，正如其他的察合台汗国等。蒙古人真是英明，忽悠一群蠢人居然忽悠了7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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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华夷之辨VLv 7 时间：2014-04-09 22:14:56

　　2004年，蒙古国乌兰巴托大学教授额日德雷根访问日本，接受日本NHK电视台采访时针对当年亚洲杯足球赛上中国球迷的抗议日本活动说到：“中国人把我们国家和民族的伟大英雄，征服过他们的铁木真（成吉思汗）当作他们的祖先和英雄来崇拜，把我们对他们的殖民历史当作他们最强大的历史，这样一群拥有白痴一样逻辑的民族，又有什么资格去抗议你们国家民族的历史观呢？又有什么资格去抗议你们民族的英雄，当年侵略过他们的所谓‘甲级战犯’呢？我认为他们没有那个资格。”

　　蒙古人建立的是大蒙古帝国（THE GREAT MONGOL EMPIRE），这是全世界皆知的，当时的中国只是在蒙古人铁蹄下灭亡的无数国家之一，只是一块殖民地，仅此而已。

　　蒙古帝国和中国之间的关系，就好像大英帝国和印度的关系，成吉思汗和中国人的关系，就好像维多利亚女王和印度人的关系，大英帝国曾经占领过印度，印度成了它的殖民地。中国人把蒙古帝国说成是中国的一个朝代，把成吉思汗说成中国人，这种行为就好比印度人说大英帝国是印度历史上的最强朝代，把维多利亚女王说是印度人一样的荒唐。

　　如果中国人要说成吉思汗是中国人，那么蒙古四大汗国的所在地，俄罗斯(金帐汗国)要说成吉思汗是俄罗斯人？伊朗(伊儿汗国)要说成吉思汗是波斯人？中亚诸国(察合台汗国)要说成吉思汗是他们国家的人？

　　那么忽必烈算中国人吗？忽必烈第一次在中国建立起蒙古人的政权，在成为中国的统治者之前，他不是中国人，也就是如果他是中国人，他便是在元朝建立的那一瞬间成了中国人的。因为成了中国的统治者，他就成了中国人。这个逻辑成不成立？如果这个逻辑成立，那我们可以得出成吉思汗是蒙古人、俄罗斯人、阿拉伯人……这成立吗？显然不成立，所以我们上面的逻辑也就不成立，所以其实连忽必烈都算不上中国人。如果说忽必烈是中国人的话，拔都就是俄国人了，旭烈兀就成了波斯人了。成吉思汗更是不知道其实是哪国人了。各位认为这些想法荒谬吗？为何用到自己身上就如何正确了？

　　鲁迅在《随便翻翻》中写道：“幼小时候，我知道中国在‘盘古氏开辟天地’之后，有三皇五帝…… 宋朝，元朝，明朝，‘我大清’。到二十岁，又听说‘我们’的成吉思汗征服欧洲，是我们最阔气的时代。到二十五岁，才知道所谓这‘我们最阔气的时代’，其实是蒙古人征服了中国，我们做了奴才。直到今年（指1934年-引者）八月里，因为要查一点故事，翻了三部蒙古史，这才明白蒙古人的征服‘斡罗思’（俄罗斯），侵入匈、奥，还在征服全中国之前，那时的成吉思还不是我们的汗，倒是俄人被奴的资格比我们老，应该他们说‘ 我们的成吉思汗征服中国，是我们最阔气的时代’的。 ”

　　（三）、蒙古国和俄罗斯是蒙古帝国的传承者，中国不是

　　蒙古直接统治俄罗斯250年，在之后长达400多年的时间里，蒙古人和俄罗斯人大量混血，欧洲国家至今还称俄罗斯人是“成吉思汗的子孙”。欧洲有句俗语“Scratch a Russian and find a Tatar.”意思是剥开一个俄罗斯人，就会看见一个鞑靼人(蒙古人)。俄罗斯人彪悍尚武的民风就是深受蒙古的影响，直到19世纪欧洲国家还畏惧地将俄罗斯称为“白色蒙古”。

　　莫斯科和克里姆林都是蒙古人的杰作。鞑靼蒙古统治之前的俄罗斯中心在基辅，而莫斯科只是一片田野和森林。在蒙古的统治下，莫斯科渐渐掌握了它在俄罗斯的地位及财力，成为俄罗斯的新兴势力，克里姆林也随之扩张，成为俄罗斯的政治、经济和军事的中心。“克里姆林”的字源来自蒙古语，意为“要塞”。“乌克兰”一词也是由蒙古语而来，意为“边境”。卡尔·马克思说：“莫斯科的兴盛是由于鞑靼（蒙古）枷锁，而现在的俄罗斯，就是莫斯科的延伸。”

　　俄罗斯帝王，对西方称为“沙皇”，对东方称为“扎根汗”(蒙古语，意为“白色大汗”)，利用蒙古帝国的权势，开拓中亚和西伯利亚的疆土。喀山汗国，阿斯特拉汗，西伯利亚汗，克里米亚汗，诺盖汗的蒙古鞑靼贵族们后来都供职于俄罗斯公国，成为很多大公王、贵族的姓氏起源。

　　俄国沙皇家族有蒙古血统，伊凡大帝的母亲椰列娜是成吉思汗的直系后裔，一直到彼得大帝脸上还有明显的蒙古特征。列宁有着四分之一卡尔梅克蒙古血统。蒙古人为俄罗斯贡献了鲍里斯和费德尔戈杜诺夫两位沙皇，六位皇后：所罗门尼娅·萨布洛娃；椰列娜·格林斯卡娃；伊琳娜·戈杜诺娃；纳塔利娅·纳雷什金娜马尔法·阿普拉克希娜；叶夫多基娅·萨布罗娃。

　　蒙古鞑靼人不仅把血统形式传给了俄罗斯人，而且把政治制度，税收制度，海关制度和军事制度也传给了俄罗斯人。蒙古鞑靼人还把驿站和军事战略战术传给了俄罗斯人。如著名的尤里·梅谢尔斯基汗将军，安德烈·谢尔基佐夫，叶尔莫洛夫，多赫图洛夫，马秋什金，莫尔德维诺夫，叶潘钦，比里列夫，日林斯基，谢尔巴切夫等将军们以及科学巨匠们如门捷列夫，梅奇尼科夫，巴甫洛夫，季米里亚泽夫，历史学家坎捷米尔，卡拉姆津以及极地学家切柳斯金，奇里科夫等人都有蒙古鞑靼血统。俄罗斯谚语说，如果深究俄罗斯人，就会出现鞑靼（蒙古）人。”德迈斯特也说过：“抓伤一个俄罗斯人，就等于抓伤一个鞑靼人。”

　　蒙古人（鞑靼人）对于俄罗斯民族的影响是极其深远的，以至于形成了这样的观点：俄罗斯人是西方的东方人，是东方的西方人。此外，蒙古人（鞑靼人）对于俄罗斯民族的文化和艺术留下了深深的印迹。在俄罗斯文学方面三位最伟大的小说家中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屠格涅夫就有蒙古血统，也只有蒙古血统的屠格涅夫才能写下《白净草原》这样举世无双的对草原的深刻理解和体验的小说。舞蹈家有乌兰诺娃；安娜·巴浦洛娃都拥有蒙古鞑靼血统。 ------摘自《游牧文明史》

　　事实上，俄罗斯才有资格说蒙古，中国人连吹牛的资格都没有。

　　（四）、还历史真相

　　成吉思汗和努尔哈赤不是中国人,他们与中国人确实也有血缘关系，因为他们和他们的后人，弓虽女干，杀害，侮辱过中国人的祖先，部分中国人身上还流着他们的一部分血。蒙古帝国在中国境内的种族灭绝，是历史上空前绝后的，受害者的人数至少有七千万，被作为世界记录，放在《吉尼斯世界记录大全》1985年版。

　　综观元清那段历史，就是屈辱史，承认自己是中国人，是事实，但也是一种羞辱。但是不要为了逃避这样的羞辱，就认贼作父，误认蒙古人和满人为祖宗，这样更加可耻。不要因为历史上中国长期被虐，心里被打击，看见书上写着某人曾经出去打仗多么的牛B，连对方是哪里人都没搞清楚，就跑过去往他大腿上抱。假若当年抗战失败，日本人在中国建立了大和朝，那我们岂不是要拜东条英机为统一“中华民族”的大英雄？日本侵华战争是“中华民族”的内战？中国的抗日军队是阻碍民族统一的汉奸？认为元朝是中国的人们，你们整天喊着要日本向中国道歉谢罪，那你们怎么不先为元朝曾经侵略日本而向日本人民道歉谢罪呢？

　　历史唯物主义哲学告诉我们：意识能够正确的反映事物。也就是说，尽管某些时期人类的意识是错误的，但最终，真理将被人类认识到，中国人终将认识到元清侵略者的事实，还历史以客观。

《中华通史》关于元朝四等人制的描述：

　　蒙古人是征服者，其他种族作为被征服者，征服者对于被征服者，自然有一种优越感和统治狂，所以元朝对异族的统治，有着严格的种族观念。元朝统治者规定民族有四等，蒙古民族为第一等：第二等为色目人，色目是指蒙古于中国之外的西域诸族（如钦察，阿速，康里，畏兀儿，乃蛮，回回等）；第三等是汉人，汉人是指北方黄河流域的汉人，以及契丹，女真，高丽，渤海等人。第四等是南人，是指长江流域的汉人。四种人以蒙古最贵而南人最贱。蒙古征服者在统治中国后对汉人，南人加以种种防范与压迫。元朝法律规定诸汉人，南人一律不得充当禁军卫士，民间不得收藏铁器，兵仗，甲胄，凡藏刀枪10件以上者，处于死刑。又规定汉人，南人不得骑马，不得学习蒙古文和畏兀儿文。

　　元廷规定四等人的地位﹑待遇是不平等的：

　　任用官吏方面。蒙古贵族为统治广大汉族人民﹐不得不利用汉族地主阶级﹐但又要防止员数﹑文化水平和统治经验都超过蒙古人的汉官占据重要职位﹐以保持自己的权力优势﹐遂用等级制度加以限制。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官署的实权多数操在蒙古人﹑色目人手中。

　　中央最高行政机构中书省的丞相﹐通常“必用蒙古勋臣”﹐色目人仅个别亲信得任此职。
　　元世祖初年曾以史天泽和蒙古化的契丹人耶律铸为丞相﹐其后即规定“不以汉人为相”。次于丞相的平章政事亦多由蒙古﹑色目人担任﹐一般不授与汉人。各行省丞相﹑平章的任用亦同此例。

　　元朝统治者尤严防汉人掌握军机重务﹐定制汉人不得阅军数，故掌兵权之枢密院长官(知院)终元一代除少数色目人外皆为蒙古大臣，无一汉人。御史台长官(御史大夫)﹐亦规定“非国姓不以授”。元朝于行省以下各级地方政府皆置达鲁花赤为首席长官﹐规定要由蒙古人担任﹐若无﹐则于“有根脚”(出身高贵)的色目人内选用﹐三令五申禁止或革罢冒任此职的汉人﹑南人﹐仅南方边远地区遇蒙古人畏惮瘴疠不肯赴任时﹐才允许以汉人充任。又据大德元年(1297)中书省﹑御史台奏准:“各道廉访司﹐必择蒙古人为使﹐或缺﹐则以色目世臣子孙为之﹐其次参以色目﹑汉人。”南人地位最低﹐省﹑台之职皆斥不用﹐甚至不许充任廉访司的书吏。

　　在入仕途径上﹐也优待蒙古﹑色目而限制汉人﹑南人。元朝以怯薛出身者做官最为便捷﹐而充当怯薛的主要是蒙古﹑色目人﹐汉人则只有少数世臣子弟。元武宗时(1308～1311)分汰怯薛﹐只留有阀阅的蒙古人﹑色目人﹐其余皆革罢﹔严禁汉人﹑南人投充怯薛﹐已冒入的遣还原籍。元仁宗延佑元年(1314)恢复科举取士﹐但在名额分配上规定﹕蒙古﹑色目﹑汉人﹑南人四等﹐乡试各取七十五名﹐会试各取二十五名。汉人﹑南人超过蒙古﹑色目百倍﹐这种平均分配实际上是极大的不平等。考试程序﹐蒙古﹑色目人考二场﹐汉人﹑南人需考三场﹔考题难易也有差别。蒙古﹑色目人初学汉文化﹐自然难以和文化高的以及老于科场的汉人﹑南人竞争﹐因而用民族等级制的限定来防止后者取得更多职位。

　　法律地位上的不平等。元朝统治者曾下令﹕蒙古人因争执殴打汉人﹐汉人不得还手﹐只许向官府申诉﹐违者治罪。又扩大为“蒙古﹑色目殴汉人﹑南人者不得复”﹐于是前者得以援例肆意欺压后者。法律中还规定﹕蒙古人因争执及乘醉殴死汉人﹐只征烧埋银﹐并断罚出征﹐无需偿命﹐而汉人殴死蒙古人则要处死﹐甚至只打伤蒙古人也处以极刑。四等人犯同样的罪﹐而量刑的轻重不同﹐例如﹐同是盗窃罪(已得财者)﹐汉人﹑南人断刺字﹐蒙古人则不在刺字之列﹐审囚官擅将蒙古人刺字者革职﹐色目人也可以免受刺字之刑。

　　对汉人﹑南人进行严密的军事防制。元朝统一后﹐即以蒙古﹑探马赤军镇戍河洛﹑山东﹐据全国腹心重地﹐“与民杂耕﹐横亘中原”﹐以监视汉人﹔江南地区﹐则遣中原汉军分戍诸城及要害之处﹐与新附军相间﹐藉以防范南人。同时﹐严禁汉人﹑南人执把弓箭和其它兵器。

　　至元二十二年(1285)﹐令将汉地﹑江南拘收的弓箭﹑兵器分为三等﹐下等销毁﹐中等赐给近居蒙古人﹐上等存库﹐由所在行省﹑行院﹑行台掌管﹔无省﹑台﹑院官署的﹐由达鲁花赤或畏兀﹑回回人任职者掌管﹔汉人﹑南人虽居职﹐但不得掌兵器。其后又规定了各路﹑府﹑州﹑县捕盗应备弓箭的数量﹐仍命由当地蒙古﹑色目官员掌管。新附军的兵器﹐平时皆存放库中﹐有事时临时关发﹐一旦军事行动停止﹐仍归库存放﹐不得继续持有。
　　元朝政府甚至禁止汉人﹑南人畜鹰﹑犬为猎﹐违者没入家资。

　　后至元二年(1336)﹐丞相伯颜当国﹐为防止南人造反﹐甚至禁止江南农家用铁禾叉。此外﹐对汉人﹑南人祈神赛社﹑习学枪棒武术以至演唱戏文﹑评话等﹐都横加禁止或限制﹐以防他们聚众闹事﹐而蒙古﹑色目人则不在禁限之内。

　【满清殖民时期，中国社会特征】汇总

　　1、亡国、黑暗、阴毒、暴虐、杀戮、酷刑、恐惧、高压、篡改、毁灭、诽谤、谣言、仇汉、黑汉、丑汉、防汉、遏汉、抑汉、去汉、杀汉、
　　2、奴性、屈服、猥琐、龌蹉、肮脏、丑陋、无耻、无礼、无序、无知、无奈、膻腥、野蛮、
　　3、胡化、病态、万马齐喑、反向进化、逆向淘汰、衰落、倒退、赤贫、落后、散沙、
　　4、病夫、奴才、崇洋、自虐、麻木、浑噩、苟且、茫然、

　　5、满服、旗装、马褂、瓜皮帽、阴阳头、鼠尾巴辫子、
　　6、主子、奴才、喳、贝勒、格格、阿哥、阿妈、
　　7、鼻烟壶、鸟笼子、光膀子、炫富、招摇、傲慢、
　　8、大吵大闹、花花绿绿、繁杂、浓艳、弯曲、低俗、

　　9、汉奸、奉承、溜须、偷生、狼狈为奸、忘宗骂祖、认贼作父、
　　10、反清、复明、反满、反抗、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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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真实的成吉思汗：野蛮暴力血腥屠杀，全世界最残酷的奴隶主